台湾作家张大春 1957年生。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有小说《欢喜贼》、《城邦暴力团》、《春灯公子》、《战夏阳》等，文学理论《小说稗类》等。

    近日，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在内地出版。小说以父亲的一次意外摔倒瘫痪为契机，对自己即将出世的儿子讲述父亲与父亲的父亲的故事。日前，张大春接受记者的采访，谈书里书外的往事。

    除了作家的身份，张大春另一个身份是电台说书人。他的排班表上写着：周一讲时事，周二讲科学，周三讲音乐，周四讲法律，周五讲出版。

    新京报：你说过，台湾没有家族书写的传统，你写家庭史的契机是什么？

    张大春：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前，父亲给我讲过张家的故事，东一块，西一块，我六大爷也写过一个《家史漫谈》提纲。后来父亲摔了一跤，躺在病床上，我在美国才开始在他的病床旁动笔，写了五万字，想写下来给我的儿子看，但搁了好几年才陆续又写了七万字，中间隔了很长时间没写。

    新京报：在书里，你曾祖母的家规的第一条居然是“饺子，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牛肉馅的要和白菜，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家谱为什么不那么深明大义？

    张大春：卡尔维诺说过，深度就在表面。老张家不是特别强调门第流传，宁可视其小者，注意那些细微的，琐屑的，踏实的东西。用我姑姑的话说，老张家就这个德行。

    新京报：你有没有给你儿子立下家规？

    张大春：我给儿子立下的家规第一条：肚子疼了要去拉屎，因为他两岁的时候老忘记拉屎；第二条：多吃维他命；第三条：人多的地方不去；第四条：永远不准骑摩托车；第七条是我内人立的，家规不可太多。还有第八条，第九条，我都记不清楚了，但孩子永远记得。

    新京报：这个家族史也是一部“逃”的历史，你能从“逃”这个字出发，谈谈老张家和时代的关系吗？

    张大春：从很早，老张家就开始逃。在我看来，简单地说，士大夫身上潜藏着两种“逃”，一种是“逃刑”，逃避对人本质有伤害的规范，另一种是“逃名”，不要争出头的意思。老张家的很多规矩不见得积极向上，虽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但对“大我”表现出不耐烦。说到底，老张家试图和“大我”积极正向的关系保持一定疏远的距离。

    新京报：这本书在台湾的影响力如何？大致介绍一下台湾的文学生态吧。

    张大春：我十八九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个人打天下，混了三十年。从2000年以后，我有一个很明显的判断，拒绝入选“当代台湾小说家大展”，“短篇小说集”或者是“散文最佳”这些名目，操作这些的背后都是学院里的评论家或者教授诠释利益团体。我全面拒绝学院善意选家的选择，故意不和评论家往来。这就造成在台湾我的书很流行，但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受到欢迎，评论家视而不见。我这样做，和台湾的文学生态有必然的关系，我对那些自己不创作的评论家完全不信任，大部分评论家都是作者身上的寄生虫。希望新的媒介工具有可能改变海峡两岸的文学生态，民间书评人在博客上的一些书评就很不错。

    新京报：你的新作《认得几个字》怎么突然从最基本的单位“字”出发？

    张大春：这本书讲的是我和我两个孩子认识五十个字的过程。我会设计些小陷阱让他们掉进来，让他们好奇，然后再以讲故事的方式从文字的发展史叙述开来。比如有一天，他们兄妹在家设计了一个恶作剧，想让我中计，我就说，我才不入你们的局。他们就不明白“局”是什么意思，我就先画这个字给他们看，一个披散着长发的驼背老人不便行动，然后从本意引申到局限等意思。最近正在写第二本，和孩子们的互动，反应是最直接和明确的，这是一种汉字自主教育的学习。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