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的群体之一，这批中国当代作家已进入中老年，如果以从前“功成名就”来衡量他们目前的状态也不算夸张，但他们似乎都并不满意自己的现状。
韩少功：写作要随缘
我是去年10月中旬回到海南的，这些年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冬天在海南，夏天在湖南，每天晚上我都会出去散散步。这段时间会一直在海南。年终岁尾，单位有些杂事要忙，所以近来没写什么东西，实在是乏善可陈。上半年的写作就像是游击战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写短篇小说、随笔什么的。类似于《山南水北》这样的文本，是否还写要看机缘，要是完全的重复，再写也意义不大。今年，大的写作计划谈不上，新长篇也已经有一些准备，只是现在还没有把精力集中起来。写作是要看状态的，不能仅仅是计划。有时万事俱备，就差那么一点，还是觉得不充分不成熟。除了写作和文联的事情，其他的活动我参与的并不多，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今年春节过后，我会受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去那里做一段时间的驻校作家，这样一来内地的很多琐事就隔断了，大概会去3个月吧，能够比较安静地集中精力地读书写作。去年我还读了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两本书，还不错，但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陈村：复习自己的旧作
整个2007年，我跑出去的机会挺多的，年底又出去了一趟。
这段时间我没写什么新东西，在家里看自己早期的一些小说。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篇目都是我自己选的。一本是我以前的一个长篇，叫做《从前》，另一本则是我以前的中短篇小说结集。除了个别篇目没有结集出版过，大多都曾收入到我的其他集子里。在编这两本书之前，我几乎从不看自己以前的作品，这次集中看了一些，感觉就是写得不好。啊呀，那时候我写的东西，很多都快20年了。我已经10年没有写小说了，所以这里收入的小说，最新的也是十年前的。很奇怪，2007年我重出了14年前的《小说老子》，加上手头在编的这两本书，等于我出了三本旧作。新的一年，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创作的计划。我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越来越差，以前我要是想今晚写完一篇文章，就一定会写完，现在不行了。我自己常常买书，也总有朋友送给我一些书。最近在读英国人彼得·布鲁克的《敞开的门：谈表演和戏剧》，这尽管不是畅销书，但选题很不错。
阎连科：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是“垃圾”
我最近刚刚出版了“文集”，其中基本上收入了我的全部作品，是准“全集”的概念。“文集”收入的作品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以前的作品，觉得大部分是“垃圾”。可是还是有些读者很关心我前期的创作，认为我前期的小说更好看。所以我认为不太好的那些作品，出版社既然愿意出，也就等于彻底清理一次我的作品，书出来放在那里也比较好保存吧。之所以我没有改动这些旧作，第一是时间问题，再一个，我觉得我做不到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一次次修改《边城》。过去的作品，就还是让它保持原状吧。我正在写的这个长篇，估计过完春节差不多就完稿了。是去年4月开始动笔的，10月写完第一稿，现在再改一稿。这段时间我的身体不太好，其实这几年每年都会犯病。我的生活其实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八点坐下来开始写，写到十点半，差不多能写两千多字。但就是这样的效率我也坚持不了十天以上，到时候就会筋疲力尽，浑身不舒服。
格非：万事俱备只欠时间
完成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还没有动笔。这主要是时间的原因，因为很多答应人家的约稿要写，还有一些自己想写而没写的东西。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都一样，老觉得要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会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干扰。我得把手头的好几件工作先做一个了结，这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希望今年的三四月份能进入写作状态，要有一个比较放松比较从容的状态去创作，不能一心两用。2007年第五期的《收获》上发了我的一个中篇《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是去年我写的比较重要的作品。前一段时间老是在外面跑，参加国外国内的一些会议，所以这段时间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哪儿也不去，尽快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恢复写作的主动。最近读的书都跟我研究的课题专业有关，前不久在读《左传》，还读《史记》，既然想做中国小说叙事的研究，自然要从这些古籍开始啦。阅读的过程中，我又觉得《史记》的叙事很有意思，就想能否做一个专门的对《史记》叙事的研究。这种想法不断冒出来的状态很可怕，想法很多，但无法一一兑现。
叶兆言：希望自己不要写得太急太快
我的下一部长篇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那将是一部现代版的《奥塞罗》，写一个忧郁症患者的故事。其实已经动笔，写了一些，开了个头又停下来了。今年会继续写，基本构想不会变。之所以停下来，跟思路酝酿和资料积累是否到位无关，主要因为我2007年刚出了长篇《后羿》，马上就投入新长篇的写作是有心理障碍的，我希望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希望保持一种创作的节奏，于是就先让自己冷一冷。眼下我在写一本关于江苏的地域文化的随笔集，适当改变一下自己的写法，写了小说之后再写写非虚构式的文化随笔集。这个随笔集的文章是写完了之后一次性出版，不是陆续发表的，估计我今年上半年会写完，篇幅也不长，大约10万字，现在已经写完四分之三了。书中是否放入图片，我倒无所谓。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房龙的作品，这本书也可以算是我向房龙的一种致敬吧。我希望自己不要写得太急，出书也不要太快，别让读者觉得我是“粗制滥造”。
毕飞宇：怎样才能在温情的同时不滥施同情？
这段时间一直在写新长篇，差不多完成百分之七十了，都是去年写的。按照我的计划，大概要在今年3月写完，篇幅控制在十七八万字以内。这个长篇是在我写完《平原》之后开始酝酿的，主要写一群城市里的盲人按摩师，写写他们的生活，时代背景则是现在进行时。创作过程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跟残疾人就有往来。从事写作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要去按摩，整天和那些盲人朋友在一起，和他们一块去马路边吃大排档，也会到他们的房间坐坐。我对他们的生活非常了解，却从未想过要写写他们，因为我自己有道德压力，担心写不好对不起他们。
直到有一天，有个盲人朋友问我：“你写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写写我们的生活啊？”我说：“我怕写出来引起你们的不高兴。”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高兴呢？”我说：“我要写盲人，不可能把你们当成特殊的人去写，进而投入特别多的温情。在我眼里，你们和正常人是平等的，你们内心的光明和黑暗，我会毫不留情地写出来。如果我这样写你们不反对，我就可以试试。”他们反问我：“为什么写残疾人的时候，作者就要从作品中跳出来给以残疾人更多的爱呢？”他们的这种认识特别鼓舞我。这关系到一个基本问题——如何面对尊重。一直以来，我总在想，是不是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滥施同情”就意味着对对方的尊重？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以现实的眼光盯着他们，就是最大的尊重。
（编辑：全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