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
《访问历史》一书作者虽是新闻工作者，却迷恋历史。他对海内外的30位中国学者、作家、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作者通过这些访谈，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也留下了中国文化人那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本文为作者对香港作家罗孚的访问。
与曹聚仁先吵架，后来成了朋友
1941年，罗孚在桂林读完中学后参加《大公报》工作，抗战岁月中辗转到重庆《大公报》，194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40年代末，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共产党员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
这些文化人都和罗孚有过深交。聂绀弩曾戏赠：“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李怀宇：40年代末那批从北方来香港的所谓“南来作家”，在国内已经成名，后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你是什么时候和曹聚仁先生认识的?
罗孚：50年代，先是吵架，后来成了朋友。
李怀宇：曹先生那时候好像是左右两边都不太讨好。
罗孚：对。那时吵架是因为我们过左，其实他在右边也不讨好。尽管他有很多意见，但他首先讲他是从光明中来。不管怎样，他首先肯定那里是光明的。
李怀宇：关于曹先生“和平大使”身份的传闻，到底怎么回事?
罗孚：“和平大使”我有点怀疑。当时在这里他要做对台工作，这个问题就归《大公报》老总费彝民管，但是没有听到费彝民提过，不过也不等于没有，看样子恐怕不太像。当时传说蒋经国坐了一个军舰到香港的外海等他会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一个军舰到这里来那当然是很轰动的，蒋经国晚年差不多都拒绝他的。
李怀宇：费彝民是你的上司，许多海外文化人都是经过他的努力由香港回内地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罗孚：当时好像是总理讲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和郑铁如，那我们就好办多了。”郑铁如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当时就是从他手上把中国银行交给里头的。费彝民做了很多统战工作，主要工作是领导《大公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去做，报馆的事情他办得不多，主要是对外统战工作。总理说的“好办多了”就是指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他的统战工作包括对台湾的，曹聚仁是他联系的，还有章士钊几次来，也是费彝民照顾。章士钊也没有搞成什么工作，住在这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诗，寄给台湾的上层，从于右任起到下面好多人都有。李怀宇：你当时觉得曹聚仁的文章怎么样?罗孚：曹聚仁的文章很博。叶灵凤后来写的散文也很好，主要写读书随笔。
李怀宇：你怎么认识叶灵凤的?
罗孚：他替我们写稿，《大公报》、《新晚报》都写过稿。他一直在《星岛日报》，我们找他写，他就写了。
李怀宇：鲁迅骂过他。
罗孚：鲁迅骂过他，他也骂过鲁迅。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主要是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写的，提了他跟鲁迅的关系。他日记里写鲁迅的很少，基本上是自己也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他跟我们口头上是这么讲，回去旅行去过鲁迅的墓，而且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但是文章他没有写。日记里提到他怎样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胡乔木给聂绀弩诗集写序，聂是满意的
李怀宇：聂绀弩也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
罗孚：曹聚仁来的时候聂绀弩也在香港，跟曹聚仁打笔战还是聂绀弩领头的。
李怀宇：黄永玉那篇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里说，聂绀弩为了批曹聚仁，还让黄永玉去找狄更斯的《双城记》，要查那句有名的“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你跟聂绀弩交往比较多?
罗孚：还算多点，因为那时在香港是同一个党小组的，他当时做《文汇报》的总主笔，刚开始替《大公报》写文章。后来夏衍认为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夏衍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点，这篇文章是我按夏衍的意思替他写的。
李怀宇：听说聂绀弩和梁羽生在一起下围棋，梁羽生新婚到北京度蜜月，跟聂绀弩下围棋下到把太太给忘了。
罗孚:他把太太给忘在旅馆里头，这是真的。聂绀弩常到《大公报》找梁羽生下棋，下着下着下到晚上他就忘乎所以了，懒得回去上班了，他就打个电话回报馆，今天就不写稿子了。他还跟梁羽生说这件事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
李怀宇：后来你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他的“三草”（罗孚帮聂绀弩在香港出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称为“三草”）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收进集子里的诗有很多，就把它弄成全编。有一个叫侯井天的人，专门研究聂绀弩的，他也在搞，搞得更全面了，收集更多的东西，出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聂绀弩诗全编》也有新体诗，他就没有，完全是旧体，那里面东西比较多了，而且注释也很全。
李怀宇：你觉得聂绀弩的诗怎样?罗孚：他的诗写得很好，他的旧体诗就是旧体，完全符合格律的，不像有的人就乱写一顿，根本不合格律。聂绀弩有他独特的风格，有些俗语他都用进去，但是又符合格律。
李怀宇：胡乔木给他写那个序是怎么回事?
罗孚：胡乔木看到我们在香港出的“三草”，觉得非常好，主动要给聂绀弩的诗集写序。聂绀弩就紧张了，又推不掉。后来那序来了之后，出乎意料，他还是比较满意，没有“我的诗好好地给他的序搞坏了”这么骂他。但是他的书为了等那篇序推迟了出版，因为他事前有那种紧张情绪，所以传说他否定那篇序，其实没有。
“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工作时，罗孚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同事，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两人共同的爱好是围棋和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的笔战难分胜负，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那天，《新晚报》的新闻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罗孚灵机一动，力劝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
李怀宇：大家都说你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都是由你发起。
罗孚:其实这就是拉稿的关系，搞报纸组织稿件，因为平常听他俩谈得很多，马上就找他们了。
李怀宇：有传闻说是你登预告逼他写的。
罗孚：不是，已经讲好了的。他说他最初不想写，实际上他很有兴趣写。
李怀宇：陈文统为什么用“梁羽生”这个笔名呢?
罗孚：后来他解释了，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的前面，陈是继承梁的，羽是他们喜欢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李怀宇：金庸是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
罗孚：其实《龙虎斗京华》写得普普通通，那是第一篇。当时读者反应还是比较热烈，所以以后才搞得下去。
李怀宇：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刊登吗?
罗孚：是。当时不是有个《商报》嘛，《商报》看到《新晚报》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读者，他们就要求梁羽生替他们写，我们只能同意，因为当时要支持《商报》嘛。这是我们办的左派报纸，准备继承《大公报》、《文汇报》的。大家就要把《商报》办成一个比较灰色的报纸，吸引更多的读者，内容就要比较低，不是那么左，因为武侠小说有读者，我们当然要让梁羽生替他们写了。我们自己还得出啊，当时马上就找到金庸了。他也很乐意。
李怀宇：金庸就是在《新晚报》待了几年之后，去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
罗孚：对，长城公司。他一边在《新晚报》做编辑，一边写武侠小说，他也写电影，后来帮长城公司写，搞了个《绝代佳人》，是夏梦主演的吧。
李怀宇：当时说他暗恋夏梦，是真的吗?
罗孚：是真的。
李怀宇：说是后来他的很多小说的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
罗孚：那倒不一定，因为那时夏梦已经成名了。
李怀宇：那时金庸跟第一任太太离婚了?
罗孚：对，他第一任太太离婚后就直接回杭州去了。
李怀宇：创办《明报》时，金庸才三十几岁，刚开始的时候境况很惨，当时是跟第二任太太在一起。
罗孚：第二任太太朱梅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李怀宇：你觉得他的社评写得怎样?
罗孚：他的社评写得不错，另外一方面是有的问题别人谈不方便，他能谈，谈得又比较中肯，当然声望也就提高了，引起读者注意……
李怀宇：梁羽生金庸的关系好吧?
罗孚：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李怀宇：梁羽生后来移居澳洲了，你到过他家，他在澳洲生活怎样?
罗孚：他住的地方小一点。小孩很大，不晓得第几个儿子用体外授精的方法生了一胎三个小孩，三个小孩是很少见的。
除了金庸香港未尝没有别的
在北京，罗孚常与黄苗子、杨宪益、丁聪、范用、邵燕祥等朋友饮酒和诗。在香港，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率先撰文向内地介绍董桥、亦舒、林燕妮、西西等作家。80年代末应沈昌文之约用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推介香港作家。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影响深远。此文之前，董桥的书要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此文之后，两岸三地争看董桥。
李怀宇：许多爱书人都忘不了你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
罗孚：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
李怀宇：怎么想出这么有意思的标题？
罗孚：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
李怀宇：50年代初期，南来的作家学者对香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罗孚：对。他们人虽然走了，但作品留下来了，有很大影响。以前人们讲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香港文学活动还是很多。以前只有一个香港大学，现在当然好多大学了，大学里有老师有学生，很自然地文学活动就有了。
李怀宇：文学之外，香港文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艺术方面像林风眠、黄永玉、刘诗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到香港来，在艺术上大有作为。
罗孚：“文革”后林风眠从上海来香港，他跟别人讲，他在香港看到最好的共产党员就是我。他跟我们家很熟，常来我家里看我的小孩和孙子，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所以他去世后我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李怀宇：你后来怎么编了《香港的人和事》一书？
罗孚：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搞一本书，可以申请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要我替他们弄一本，那时我刚好去美国，在那里联系一些人写的。里面有一篇引用了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但这句话是谁讲的我查不出来了，好像是台湾一个人讲的。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
人物名片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曾以柳苏为笔名，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大量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