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与现实永远是文学的主题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１９８０年代“纯文学”理论的大力倡导只是为了摆脱政治的“紧身衣”，更多的是出于策略意义上的使用，它的提法本身就有许多漏洞。但是，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的形式本质被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被从“文学性”中清除出去。这一清除也被看作文学终于与国家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象征。“纯文学”理论建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建造“文学／政治”、“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二元对立思维的过程，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回避政治，回避宏大叙事成为文学自由的象征。这几乎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追求的目标，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接近世界文学的标志。

    可以说，在经过１９８０年代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与对文学各种各样的实验之后，中国作家也开始某种不自觉的回归，如当年先锋文学、“晚生代”作家的主要代表如余华、格非、韩东等近几年的创作也越来越关注历史与现实问题，也认识到所谓“纯”文学的局限性，对当代政治史、文化史及民族精神史的反思已经成为近几年作家的重要主题。因此，当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追问“‘文革’到底给您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时，叶兆言这样回答，“我曾经以为对我影响不深，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远了，我觉得影响变得非常非常深”。

    在文学意识充分觉醒之后，作家的目光再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与历史之中，我想，文学必然会有长足的进步。

    为什么要不自信

    相信每一位关注文学的人对前段时间德国学者顾彬“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所引起的争论都还记忆犹新，而刚刚结束的“蓝色沙发”德中文学对话活动，由于安排了两国作家与评论家的直接对话而格外地引人关注，也引人联想。估计很多观众（也包括作家？）心中都有一种“较量”与“正名”的意思。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先生在对话的时候展示出的不自信。陈先生在谈及当代文学的嬗变时颇为成熟，但在言谈之中却反复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严厉的批评，这让人颇为难过。我宁肯相信他这样的言语是中国人特有的谦逊。不是说在这样的场合一定要粉饰太平，而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知名的评论家，在面对国外的同行谈及所从事的专业时，竟然如此感情用事，好像一个无名小子面对大家时的紧张与语无伦次。反倒是与德国作家对话的中国作家，无论是年轻的作家如张悦然，还是成熟的作家如叶兆言、毕飞宇、翟永明、阎连科，展示出了中国作家应有的才华，对文学叙事、语言、诗的精神、现实与历史等问题表现出充分的思维深度与广度，也能够对中国文学所处的位置作出恰当的判断。譬如在谈到诺贝尔奖对作家的吸引力时，德国翻译家考茨认为中国作家有一个倾向，就是爱冲着诺贝尔奖去，阎连科则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阎连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非常有力。有碰撞，也有思辩。但是，在有的作家谈话中，也有故作高深的嫌疑，似乎把话说得越难越玄虚，更显示水平。这仍然是不自信的某种标志。

    文学将进入世界文学时代

    这次的“蓝色沙发”德中文学对话活动的主题之一是谈一个民族对另外民族的想象和偏见的问题。一个民族对另外民族的想象与偏见是一种必然，因为民族之间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精神信仰有着本质差异，才可能存在着真正的民族生活及与其他民族的碰撞。对此，文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把本民族的形象叙述出来，从声、色、气、味各个角度进行描述；一是对这种想象与偏见的原因进行思索或揭示。

    但这并不会构成文学的封闭或民族自足化，相反，这是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重要标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也许有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却有很深的道理。１９８０年代后，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之后，在文学自主性上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面目模糊不清的小说文本。相对于西方文学来说，我们成了“第二性”的存在，是模仿品与赝品。我们找不到属于“中国”的风景，找不到中国生活、中国思维与中国性格。当所有的人物性格、故事设置都只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存在，而不是以民族生活为根基时，它们实际上是抽象的、符号化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从总体上来讲，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都在“向内转”，作家们越来越注重进入民族历史与民族生活之中，进而阐释人类的情感、信仰及存在等问题，这应该是文学在逐渐成熟的标志，也是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基本条件。（作者：梁 鸿）

（编辑：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