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晓/文
20年前,柏杨一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天下,横批中国人的劣根性,如尖锐的匕首,刺痛和惊醒国人,但由此产生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20年后,柏杨因捐书风波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已是病榻老人。人们已在关注他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保留和继承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柏杨的批判立场永不过时。
20年间,海峡两岸都发生了巨变,国民性格也在改变,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暴露出新的时代病症。再看中国人,还有些什么毛病?
背景
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和交接后,柏杨文物馆终于在台湾台南大学(以下简称台南大学)落成,并于今年6月27日举行落成典礼。
柏杨文物馆建在台南大学两幢教工楼里,在400平方米的基础上复原了6处柏杨生活场景,放置不同时期的文物,大至沙发,小至纸笔、烟斗、药袋,并与台湾地区近60年来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结合。出于真实的需要,柏杨家客厅里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书房的书柜等生活用品,DVD等这样细节化的文物也被收入文物馆。更有些机构提出疯狂要求,想要搬走柏杨家的床。一向乐于配合的柏杨夫人张香华这次只能阻止,她说床不能搬走,一是他现在正睡着,二来这是张能电动调整角度和高低的床,老人用着方便。
文物馆正式落成,令此前半年多,由于柏杨向祖国大陆捐赠文物而起的风波,终于风平浪静。
2006年年末,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57箱文物,从北京飞到台北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在柏杨家中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了捐赠。消息传出后,台湾文化界指责、质疑、赞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张香华女士公开表示,希望台湾媒体“不要抱着狭隘心态看此事”。
作为柏杨20年的好友,周明代表现代文学馆致词说,“此举乃柏杨先生的义举和善举,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并表示“这些宝贵的资料虽然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珍藏,但它将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所共享”。
柏杨说:“这件事是一种缘分,我不动摇。希望祖国大陆的同胞多来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人也多到祖国大陆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慢慢地融合,了解了就好了。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
86岁的柏杨送周明出门时说了一句话:“周明,我给祖国大陆的这些东西,不是人情,这是友情,友情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
柏杨捐赠的11742件文献文物于2007年2月7日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布成立“柏杨研究中心”筹备小组,拟邀请内地、台港澳及海外研究学者参加该中心的工作。
现在,坐在轮椅上的柏杨仍然在释放着他所特有的高能量。他的读者一代又一代地买他20年前、10年前出版过而今再版的书。
对话
20年了,中国人还丑陋吗?
中国人是不是还丑陋?在这一“国民性批判”提出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起飞、生活改善、文明与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进取方向更为明确。但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所说:我们一直需要柏杨,即使是50年后,这种“国民性批判”也是必要的。中国人在酱缸里酱了几千年,身心的僵化不是几十年能够彻底改变的,如同阿Q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消失一样。
问:上个世纪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这一演讲在台湾屡遭拒绝,您为什么矢志不渝一定要讲出来?
答:希望得到共鸣。用这种方式来发声,想刺激大家一下。我是个中国人嘛,我有条件骂,这也是个立场问题。如果是美国人在骂我们,我们怎么听?我们不愿意听!我在爱荷华大学演讲时有人有情绪,说你为什么讲这些话,不讲些鼓舞我们的话?意思是你不爱国。我说:你很爱国为什么不呆在中国?为什么拿美国护照?中国人太不肯反省,太不承认事实。
问: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您为何要用偏激的语言来书写?为什么偏要一下子激怒那么多人?
答:急了。在台湾多次都不能发表嘛,所以急了。
问:20年过去了,中国人还丑陋吗?
答:无法一下子回答。老毛病在改观、新问题在涌现。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进步的开始。
祖国大陆很有希望
柏杨1988年回祖国大陆时,第一站选择了上海。这里是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的城市。当时下榻的锦江饭店年久失修,阴暗而且脏,更糟的是,小弄堂里倒痰盂、刷马桶这样的上海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这一年,夫人张香华介绍柏杨认识了她在香港一次文化论坛上结识的朋友——《人民文学》月刊的周明。周明及其朋友在北京接待柏杨伉俪期间,有位大陆作家一直在发牢骚,两天过去还在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天在车上柏杨告诉他,你讲的这些情况到台湾去看看,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多。现在祖国大陆变化了很多。管理这么个大家不容易啊,十几亿人吃饭穿衣负担太重。要慢慢来。他打了个比方,发展就如同开车一样,跑太快了不行,要稳步往前走。看到问题,但也不要一叶障目。
柏杨此后每5年回一次大陆,第二次回大陆是1993年,第三次是1998年。
在10年后的1998年,正是在这次,他感到了祖国大陆上万马奔腾的气氛。当时78岁的老人甚至觉得发展得太快了,还有过担心呢。
问:目前您和祖国大陆有哪些交流?对大陆的文化经济发展有何了解?
答:目前的交流都经过香华。她的吸收能力还可以。这些年,她看到祖国大陆不同的方面,经济的蓬勃、信息的传递和消费文化的爆发,当然,也看到新、旧时代不同的弊端,我们一面惊喜,也一面忧心。
问:您们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有哪些?
答: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一次回祖国大陆是1998年,发现整个不一样了。人有希望,每个人都很有干劲。
问:您对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如何评价?
答:大陆很有希望。我写过一篇谈邓小平的文章,邓小平的经济开放了不起,他有国家领导人的气魄。
问:您怎么看待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
答:要争气啊。借这个机会改善国家物质建设现况、提升精神文明素养,2008年的奥运会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机会。中国人很聪明,但千万不要三分钟热度,一旦目的达成了,事过境迁,只把它当一张包装纸,用完就扔掉。
问:您对祖国大陆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答:诚实地学习“尊重”和“包容”精神。我虽然老了,也希望参加你们学习的行列。
问:您认为人的哪些品行是高贵的?
答:诚实,宽阔,爱知。不欺人不自欺,对人宽厚。人如果不爱知,只爱钱爱面子太可悲。否则人越活越老,越老越呆。
问:祖国大陆现在有个隐忧,就是过劳。在台湾您是否关注过这一社会现象?
答:台湾也有,现在提倡OFF学。中国人穷苦,忧患意识很重,有机会就拼命挣钱。这里有我们的社会背景,但要有所节制,身体不是能无限挥霍的。要工作也要有休息、有娱乐,有空闲才有想象力。有些事情是要慢慢累积的,不能一下子爆发。超女就不是个好方式。消费文化加上信息太多,人就不知道层次,没有分寸。
台湾一团乱象吃老本
台湾政坛之乱可以从柏杨捐赠文物的态度上折射出一斑,不仅在文化机构上一团乱象,政治、治安、经济、传媒、娱乐界也充斥着混乱。对此,柏杨深表忧虑。
问:台湾社会治安如何?
答:治安败坏。还有非法执枪的现象严重。
问: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商业欺诈,不只是商业,一切都在欺诈。没有公道和公平,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台湾现在在吃老本。
问:您如何评价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
答:怎么跟商业作协调。商人怎么把一部分资金用在社会文化提升上。怎么挣钱是个学问,怎么花钱也是学问。应该有人提倡(文化消费)。可能跟税也有关系,如果你让他们把钱投到文化事业上,怎么抵税,这个具体我也不懂。
经济发达了,该懂得尊严了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问世20年后,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这本书在香港初版时名为《中国人,你活得好没尊严》,这种批驳的语气承袭了柏杨一贯的风格。在内地首次发行时,他尊重责编建议,改成了一个有建设性的书名。
柏杨图书在祖国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把中国人的尊严与“八荣八耻”联系在一起研究。他说,尊严的问题就是荣辱观的问题,有民族自尊,懂个人尊严,并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这样中国人才能知荣辱、有尊严。“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可以开始考虑精神的问题,早了还真不行。度过了人均收入1500美元的时期,就得考虑点精神问题了。都在忙着赚钱的时候,是不会注意这些的。”
问:您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香港初版时叫《中国人,你活得好没尊严》,书名的不同,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和变化?
答:上世纪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提出了中国人的问题,20年后给出了答案,就是: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台湾地区发行也叫《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问:当初起那么个刺激人的名字,是出于什么?
答:原来的《丑陋的中国人》那种思想还没有去掉。
问:怎么会有后来的书名这样的变动?
答:原来那个名字谴责批评,后来的书名有诉求,其实思想有时是一体两面的。原来那个名字也是爱之深、责之切。
人物
柏杨,著名作家,1920出生于河南辉县。1949年到台湾。1950年后用郭衣洞之名开始创作,1960年用笔名柏杨写杂文,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中国人的劣根性。目前定居台北。柏杨一生著述丰厚,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
采访手记
和柏杨夫妇能够有长期而大量的沟通,既源于往年的一次采访,更是因为猫。
能够采访柏杨,是因为他的书不断在大陆出版,而他当时还没有宣布“封山”。后来能够和他们夫妇不断聊一些问题,却因为我们是“猫友”。
柏杨夫妇曾经养过一只暹罗猫“熊熊”。那是柏杨送给夫人张香华的结婚五周年礼物。出生不到一周,有条腿还不太好,是同一窝中最弱小的一只。
“熊熊”在柏杨夫妇的照顾下,幸福地生活了20年并给二老留下了甜蜜温馨的回忆后安乐长眠。按人的寿命来参照,就是140岁了。
因为我家也有一对身世堪怜的猫,所以成了“猫友”。
“猫友”之间的谈话,持续到今年的5月,话题涉及国民性批判、人的尊严、文物捐赠、婚恋、学历、两岸、青年、媒体、台湾现状等方面。当我把这些有意无意聊出来的东西整理好,准备发表的时候,遇到难题:由于健康原因,2006年9月,柏杨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
今年 5月7日,张香华在电脑上急切地说:你看这怎么办才好呢?我们已发表过声明不再接受采访了。你这里要是一开口子,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现在是掌握采访资料最多的人,不写出来,我也觉得不好。
两难之际,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一个可以替柏杨说话的人:朱洪海。他是柏杨图书在祖国大陆出版的总策划,也被张香华看作是他们的代言人。
通过代言人的方式,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对于柏杨夫妇,免去了“炒作”之名,而我,又得以发表文章。
(编辑: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