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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沙发”的文学对话

2007-09-07 08:52:55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

   

    200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8月29日至9月3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主宾国”德国推出的“蓝色沙发”之德中文学对话活动,成为本届图博会的最大亮点。包括周国平、叶兆言、阎连科、毕飞宇等7对当红中德作家分别坐上“蓝色沙发”,演绎了德中文学的精彩对话。
 
    宗教和哲学是姊妹

  中国作家周国平和德国女作家薇罗妮卡·彼得斯的对话围绕“精神”二字展开。薇罗妮卡·彼得斯做过修女的经历,使得两位作家更多地谈到了宗教。“我和彼得斯女士的共同点都是用心灵写作,其实我们都是业余作家。”周国平这样说。

  薇罗妮卡认为,宗教和哲学是姊妹,“人永远是发问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哲学和宗教都是一回事。它们都在发问,都在探索。”周国平也赞同彼得斯的观点。他说:“我觉得哲学所表达的问题、所追求的目标和宗教是一样的,说到底它们所追求的都是精神的问题。哲学是想用理性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宗教的问题。宗教,我觉得这是一种缘,不是你想信就信的。”之后,两位作家还就尼采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人都认为,尼采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情绪,遗憾的是,基督教不能满足他对宗教的这种要求,所以他才有大量批判基督教的言论。中国文学渴望被理解

  相比周国平和德国女作家薇罗妮卡·彼得斯的“精神”对话,阎连科与乌尔利克·考茨的对话则显得“现实”。

  考茨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是很难成为畅销书的。德文版的《兄弟》、《活着》等在德国的销量很少超过5000册。阎连科认为,这是因为德国的读者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我想,德国的读者如果都像在座的人一样,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中国读书,我们中国的小说一定会非常的畅销。”考茨赞同之余追问道:“德国读者喜欢少而精,就是字数少但是质量很好。对于很多中国作家来说,你们好像比较讲究篇幅。不知道这个问题您同意不同意?”阎连科说:“中国的汉字非常微妙,我们三个字像"张经理"翻成德文就可以占一行。但《廊桥遗梦》的书名翻译得却很微妙。另外,中国也同样有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比如《阿Q正传》。鲁迅小说最长的也就两万字,他的短篇小说的伟大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相媲美。中国的长篇小说之所以长,是因为中国人有看故事的传统。”阎连科表示,随着生活的节奏加快,像考茨先生说的特别长的小说,在中国也在逐渐地缩减。如何把100万字的小说,写成20万字、30万字,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男作家写女性更宽容

  毕飞宇与彼得·施塔姆的对话更多谈到了“女性”。两人的作品对女性的描写都非常细致。毕飞宇表示,自己的作品中之所以写到了很多女性,是因为他更看中女性天然的戏剧性。他还说,自己在描写女性时显得更宽容。

  彼得·施塔姆说,他曾经因为写女性而受到非议,别人认为他不是女性,没有能力写。毕飞宇也有同感,1999年开始写《青衣》,女性的话题始终像皮肤一样缠绕在他的身上。“我觉得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在描绘女性时,我更放松一些。写作其实就是人与人相处,不管这个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虚拟世界的。其实我非常喜欢通过写作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中和多种多样不同的女性相处。”不过,毕飞宇并不认为男作家写女性会比女作家写女性好,“在我认识的作家中,只能说男作家写女性要比女作家写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要稍微宽容一些。”彼得·施塔姆说:“我觉得自己在写女性时,常常带着一种爱恋的想法来写,似乎更宽容一些。相反写男性的时候,可能更直接一点。”写自己想写的作品

  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在2007年出版了一部描写一位德国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小说《战争之屋中的房间》。在被问及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写作题材时,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说自己以前曾有机会去埃及,了解到那里的文化,在两种极端中看到一种互相的对立,所以才有了创作的冲动。叶兆言也认为,作家写的总是自己想写的作品。他表示自己是属于很多事想不太明白,因为想不太明白所以才写出来。

  对于叙述方面的问题,叶兆言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真的在写作时,叙述就是尽一切所能,尽可能把这个事操作好。什么叫最好,其实说不清楚。所以每一次写作都觉得很累。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想,这么做的原因是你总想和以往不一样,你想创造出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什么样的叙述最好,就是在写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感觉到不顺畅。这种经过了创作过程中不顺畅,经过了这个过程反而带来最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克里斯托弗·彼得斯认为,写作的好坏是一个直觉的问题:“写作本身是不可以测量的。这有点像做菜,你放多少盐,什么时候放,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然而,你会有一个精确的尺度,知道这个时候放盐才是恰到好处。”最后两个人在家庭沟通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的问题上都表示,尽量保持自己独立的创作。用叶兆言的话说就是“我觉得作家是隔代如隔山。我觉得父女之间互相有一点不屑是件好事,她不屑我,我不屑她,是件好事。”

  来自两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坐在一起,畅谈文学创作、思维方式等相同或不同的见解,给了读者很大的启发。但美中不足的是,谈话受到现场环境、语言翻译和思维差异的限制,不能进行深入的交锋。我们期待着今后的图书博览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编辑: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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