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法国作家、剧作家、哲学家。据俄罗斯《侧面》周刊报道，加缪认定生活无意义，但这不是停止努力的理由。他年少便投身政治和公共生活而除抵抗运动之外，他没有加入其他任何政治运动，一直我行我素，颇有些“局外人”的味道。他影响了很多人，从法国的新浪潮导演到英国著名的“治疗”乐队。加缪本人也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是存在主义者、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他一直试图撕掉贴在自己身上的很多标签，甚至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哲学家。
高童年阴影知
加缪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多重考验，但运气相当不错。有谁能想到这个来自阿尔及利亚贝尔考特社区的穷孩子，在未来会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在1962年以前都是法属殖民地。加缪的前半生在北非度过。他这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也被称为“黑脚”。
加缪的祖父是法国移民，父亲吕西安于1914年8月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他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欧洲，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后，他很快便去世了。加缪原本也会成为像父亲那样无法回到法国本土的“黑脚”，但命运另有安排。
加缪的母亲凯瑟琳收到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夺去爱人性命的弹片，不得不带着孩子们搬离丈夫先前在葡萄园干活维持生计的沿海小城蒙多维(现名德雷安)，搬到住在首都阿尔及尔最贫穷社区的母亲那里。
凯瑟琳当女仆和清洁工养家，她是文盲，近乎聋哑，听说都很勉强，加缪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但苦于无法与她进行真正的交流，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思考孤独，体会无法真正理解另一个人、无法将自己的想法与情绪传递给对方的感受。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便是献给是母亲的，“献给你，已永远无法读完此书的女人”。
倘若有父亲陪伴，多少会弥补母亲耳聋寡言给加缪留下的童年阴影，但年少失怙，缺乏与父母的必要沟通，他很早就感受到生活的孤独与虚无。
遇到伯乐
然而，加缪终究是幸运的：虽然记不得父亲的模样，但却邂逅了两位非比寻常的导师与庇护者。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哪怕是有一位这样的导师就非常幸运了。
第一位贵人是他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老师在这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身上发现天赋与实力，他主动给加缪进行课外免费辅导。如果不是他，加缪就会像大多数“黑脚”平民一样，只念到五年级便去打工挣钱，他哥哥的人生便是如此。
所幸热尔曼帮加缪争取到当地中学的奖学金，未来作家的人生轨迹第一次脱离了他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三十多年后，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将自己在颁奖仪式上的演讲献给热尔曼。
中学时代，加缪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位伯乐，教授哲学的让·格勒尼耶，师生的交流一直持续到加缪去世。在格勒尼耶的帮助下，加缪决定进入阿尔及尔大学进一步深造哲学。他开始写日记，并尝试文学创作。加缪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关注点比较独特，他最感兴趣的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或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后者不再相信上帝，认为应当自杀。一方面，加缪认同基里洛夫的观点，另一方面，加缪本人实在太热爱世俗生活了，他不愿自行放弃生命，即便生活已失去意义。
痴迷戏剧
加缪从未忘却生活中最质朴的快乐。他酷爱体育，一度视职业足球运动员为人生的发展方向之一。为不惹外婆生气，加缪选择当守门员，这样便无需像其他球员那般积极在绿荫场上跑动，唯一的那双鞋就能多撑一阵子。家贫的他从未梦想过拥有一双专业的球鞋或战靴。严厉的外婆对踢球导致鞋子“早夭”非常恼火。
然而，十六岁时，加缪罹患肺结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球星梦。往返医院治疗并未熄灭他对生命的渴望，结核病也没能阻止他烟不离手。
他全情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生活当中：为熟人的报纸撰稿，试图捍卫当地穆斯林居民、柏柏尔人的权益。在被法国殖民的阿尔及利亚，这些人被视为二等公民。
年轻的加缪 为被压迫人民争取权利，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阿尔及利亚分部。几年后，他因“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原因是他并不赞成党内同志对斯大林政权的崇拜。
在大学里，加缪组织成立了剧团，那里既有专业演员，也有他这种非科班出身的爱好者。他立志让穷人也有机会参加并欣赏戏剧演出。加缪将一系列当地人从未起心动念要改编的作品搬上舞台，包括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蔑视的时代》。
戏剧占据了加缪的一生。成名之后，他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更喜欢混迹于演员堆而非知识分子圈。他认为表演是荒谬世界的行为范式：艺术家只在当下、只在舞台上表演，不必介怀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在演出结束后“消失”。
他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演员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成为（奥赛罗的旗官）伊阿古、（莫里哀喜剧《愤世嫉俗》中的贵族）阿尔切斯特、（让·拉辛同名作品中忒修斯的妻子）费德尔……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五十平方米的戏台上，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按他们的意愿出生和死亡的。很难找到另一种如此完整、如此巨细靡遗的对荒谬的展示。”
加缪试图搬上舞台的自己的首部作品是《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讲述的是1936年的西班牙矿工罢工，但被阿尔及尔市长下令禁演。加缪更著名的戏剧作品包括《误会》和《围城状态》。
感知现实
母亲和外婆用天主教传统养育加缪，他的大学论文题目是《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不过，在大学时代，他就不再相信上帝。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作品对加缪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将世界描绘成充满虚无之地、荒诞之国。
加缪是个典型的例子，即你可以成为宗教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但并不去勘透其实质，只停留于表面，充当非常理性的观察者，通过触觉去感知现实，在天空与仰视它的面孔之间，没有什么是神话、文学、伦理或宗教可以抓牢的东西——只有石头、肉体、星辰和你能用手触摸到的真理。
大学毕业后，加缪原本希望以科研和教学为业，但这些规划跟先前的体育梦想一样，被肺结核的诊断书付之一炬：管理层不敢让得过肺病的他走上讲台。
加缪遂全情投入新闻事业。他与来自巴黎的诗人、艺术家和记者帕斯卡尔·皮亚成为好友。皮亚跟加缪的偶像马尔罗很熟，在当地创办了《阿尔及利亚共和报》，加缪给这份报纸撰写了大量文章，从犯罪报道、经济分析到对最新出版的哲学书籍的评论，包括他未来的友人萨特的作品。这几年里，加缪笔耕不辍，写了近1500篇文章。
当阿尔及利亚当局因宣传自由思想强行关停这份报纸后，皮亚又创办了另一份《共和晚报》，让加缪担任主编。与此同时，加缪还编辑了阿尔及利亚第一本文学杂志《海岸》。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时，加缪已是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圈中的名人。二十三岁那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散文集《反与正》。当时，他也完成了首部长篇小说《快乐的死》，但未发表，直至他去世十年后，小说才正式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三天，加缪来到征兵点，但因肺结核被拒。很快，《共和晚报》因政治原因被关停，作为主编，加缪的处境岌岌可危。他决定离开非洲，前往已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在那里，他进入效忠维希政权的《巴黎晚报》，做一份技术活，但不久后便因发表反法西斯言论被开除。
他与老友 帕斯卡尔·皮亚一道，加入法国抵抗运动，开始给秘密发行的《战斗报》供稿，而后成为其主编。
为生命写作
1942年，法国著名的加利马尔出版社推出了加缪的两部作品《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令他一举成名。《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生活在真空中，他不在乎别人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也无动于衷。意识到人类存在毫无意义，默尔索对他人的关切、追求和理想是如此疏离，开始令人感到害怕。当他无意中杀人后，与其说他是由于犯罪而被审判，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一方面，默尔索通过自己的人生，将那些不思考、随波逐流、靠惯性过日子的群体的生活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内心世界像沙漠一样贫瘠，找不到一丁点爱的影子。在阿尔及利亚的烈日炙烤下，他的内心却被冷漠冰封。
《局外人》成为加利马尔出版社最畅销的小说，多次被搬上戏剧舞台和大银幕。几代欧洲人都对默尔索自带的疏离感心有戚戚焉。
在《西西弗神话》一书中，加缪试图对生活的荒谬给出解药。他认为自杀是最简单粗暴的做法，是投降。哲学式自杀稍好一点，即让思维在某种构想或是宗教学说中平静下来，他认为这属于逃避生活中令人困扰问题的一种尝试，把头埋进沙子里。在他看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方式便是反抗：充实而快乐地活在当下，不必担忧生命的终结，用意义本身来填充生活的无意义，从而直面荒谬。
在铺陈上述想法时，他提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主人公西西弗，一次又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山。但在加缪的解读中，西西弗的努力制造的不是绝望，而是幸福，因为这是一个叛逆者的自愿选择。
二战期间，加缪创作了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即小说《鼠疫》。对他来说，瘟疫不仅是法西斯主义，更是不可言说、不可控制的邪恶之象征。这种邪恶无法被彻底战胜，但可以去对抗它，就如同小说中的里厄医生一样，在此地、在当下做清晰而正确的事。
推崇博爱
1943年，加缪结识了萨特，当时后者刚写完自己酝酿多年的《存在与虚无》。两人之间的友谊与交恶不只是个体之间的恩怨，而是凸显了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意识形态难题之一：为了一些人的幸福是否可以牺牲另一些人，能否为了某种思想的胜利而杀人？
初识的几年里，萨特折服于年轻友人的魅力及作品，加缪被正义斗士的光环笼罩，且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底层，而萨特本人则是贵族出身，正如萨特在加缪去世后所写，“当时我们是如此爱你”。二战期间的同仇敌忾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萨特支持革命暴力，认为没有流血牺牲是不可想象的，但加缪反对暴力，认为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他主张赦免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作家布拉西亚克，后者于1944年被处决。在当时的名人中，只有加缪谴责美军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
1951年加缪出版《反抗者》一书后，与萨特彻底决裂。他在书中提到，博爱与人道主义对他而言，比绝对的正义或自由更为重要。他建议摒弃憧憬来一场世界革命的法国左派所推崇的极端主义。他认为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是具体的个人，不应过于关注意识形态、各种架构。萨特觉得这种观点不啻为资产阶级式的背叛，他决定在自己的《现代》杂志上发文指责，请了哲学家让松代笔。加缪一看就明白了，他用最尖锐的语气还击萨特。两人的友谊因而破裂。但三十年后，萨特终于承认，加缪几乎是他唯一的挚友。
1957年，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在记者会上问加缪对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武装斗争有何看法。加缪答道:“这些斗士正在阿尔及利亚的有轨电车上引爆炸弹。我妈妈可能就在其中一辆车上。如果这算是正义，那么我宁愿选择妈妈。”
情场浪子
加缪是情场浪子，他会用哲思来诠释自己的罗曼史。他有过两段正式婚姻，与第一任妻子西蒙娜很快分道扬镳，原因是后者身染毒瘾；与第二任妻子弗朗辛相伴到生命最后一刻，育有两个孩子，但他对弗朗辛从未有过痴狂的感觉。他在婚礼前夕写信给情人说：“我娶弗朗辛似乎只是想虚掷人生。”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权宜婚姻，加缪希望在自己肺病恶化时有人照料，但弗朗辛深爱他，他的风流快将她逼疯：深陷抑郁后，她曾从四层楼高处跳下，侥幸生还。有人说， 小说《堕落》中听见背后有女子落水但未回头救人的男主人公便是作者自己。
一边受着良心的煎熬，一边又沉溺于新的恋情。加缪的情人包括模特、记者兼作家帕特丽夏·布莱克，她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嫁给了作曲家尼古拉·纳博科夫（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弟），她甚至还写了一部加缪传。还有演员凯瑟琳·塞勒斯、玛丽亚·卡萨雷斯。卡萨雷斯的性格与加缪一样，这是唯一让作家有时不得不放低身段的恋情，持续了很多年。
1957年，四十三岁的加缪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颁奖词里说，“他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拿诺奖从来不是加缪的梦想。得知获奖时，他正与布莱克吃饭。她问及感觉，他回答道：“令人窒息。”
五十年代末，加缪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朋友都说这将是他的《战争与和平》，他试图回顾童年，反思过往。出车祸时，他刚写完近150页。1960年，他在普罗旺斯过完新年要回巴黎，原本打算坐火车，但临时决定搭朋友的车，在离巴黎一百公里的地方，汽车撞上一棵树，他当场死亡。
加缪的思想一度被视为中小学生的幼稚哲学，但随着动荡岁月开始取代静好安稳的年代，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黑脚”似乎又回到了最主流作家之列。正如加缪作品的知音米歇尔·翁弗雷所说:“时间证明他都是对的。”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