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私人笔记，侧重叙述郑敏最后的时光,她如何面对死亡以及发生在她身边的人与事。我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书写，是以回忆母亲的一幕幕场景来呈现。)
山阴杉桧的板屋
雨且落下来吧
修竹般的你
暂时也会多留一阵
——日本诗人 良宽
一
妈妈。2020年12月27日，妈妈跟我讲，她是从一张白纸上下来的；之后的一天，她和我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我现在怎么也找不见记录了，这句话，是哪天讲的呢，由于事关生死，我印象很深。如果生命只有两个月了，那就要进入到时间的精算区，那么什么是最值得做的呢？
妈妈说这话(“她从白纸下来的”)时，正用她那像飞鸟爪子一样的手给我梳头发，这是我们之间温存的时刻。我的头发还黑还厚实时，她用梳子给我梳头，现在我的头发像枯草，乱蓬蓬的，她用手指头就能拢开，头发稀薄了却容易打结，她老人家一旦开始了，就非坚持把它们理顺了。此刻，我还能感觉到她的每一根指头划过时的力度，是很粗糙的皮肤和很糟糕的头发之间摩擦出的强烈的温暖。所以是最好的。
2022年1月3日清晨，我被医院的电话叫醒时，妈妈那边的血压正往下降，我第一个反应如果给她注射升压药会不会感觉痛苦？大夫说，是。我说，那就不要。我和我弟童朗还有我儿子林轩一直遵循很朴素的医疗观念，老太太最后的救治，必须竭尽全力，之后也要懂得顺从天命。如果因为等我而让她受罪那是万万要不得的。虽然我也懂得让母亲安息在怀抱里，那是多么大的福分，然而疫情打乱了古老的传统。
我打车到5.2公里外的医院。冲进病房时看到一个轮廓，然后见到的是灰色，这是一种颜色，清晰可见。之前父亲去世的颜色好像不是这样，但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就和护工小新一起给母亲穿衣服。我记得那双红色的鞋，是棉布制作的，中间敞开，没有鞋带方便套上，鞋底是粗麻纳上的。完全乡村审美。这一身红色棉衣上有红绣球图案，外面是同款的红色大氅，都是头一天医生发布病重通知后送进去的，102岁了，老太太配得上这朱砂红色的寿衣。
2021年 12月25日，在美国的弟弟童朗终于和老太太在微信视频里连线了，老太太当时情绪极好，反应灵敏，认出照片里的小男孩儿，她努劲儿说出“孙子”，这两个字。童朗告知她第二天就带自己的小儿子来微信视频,可她老人家见到儿子后的当天就陷入自己的沉睡里。12月29日，医生让我到病区签字，同意给老太太使用麻药。大夫发现她眉头紧锁，估计身体不舒服。
17年前，父亲临终前嘱咐我，你要小心，以你母亲的脾气，她得病恐怕一定“很快”的。我后来多次想起这话，心中暗笑，父亲哪里想得到，他走后，妈妈好好地活了17年，虽然摔跤五六次，期间也有各种问题，可都自愈了。但那时没注意是指“最后”，如父亲说的，老太太的病情从相对平稳期到突变，真是迅急。死亡证明上写的是：1月3日7点31分；前一天大夫发出病重通知，以我对父亲患病后期的经验，是多次告知“病危”，所以第一时间我没太在意。2号晚上约12点，一个极度恐怖的幻象清晰浮现脑海，我急忙询问情况，护工手机录像，显示血氧指标93，我放心些。老太太让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到了早上7点血氧掉到54，难道她老人家真的要“走了”?……
她曾经是多么沉稳地宛如坐在生命的岩石上修行，没有一点慌张，长时间保持一种生命力的“固态”。可到了2021年8月的最后一天，发病了，呕吐，我们没敢耽搁一分钟急送医院。
上了救护车，她躺在急救床上眼睛一扫，立刻指向头顶斜上方，医生和我们扭头才发现，上面有个柜门没关严实，她怕里面有东西掉下来。“哎呦”，急救大夫惊异这百岁人的眼力与思维反应怎比健康的年轻人还厉害，比健康人还敏捷。我心说，不厉害大大咧咧的怎能过百呢！
老太太住院后，我曾数次到达病区，隔着几扇门，试着移动到18床，每一回均被护士及时拦截，因为严控，到她离去前一天送寿衣时，才准家人进病房。做过核酸、胸片，楼道里，接待我的大夫讲述情况，我望着别处，倾听着，不知为何很怕看大夫。后来转过脸来，看见值班大夫说话时流出眼泪，我的心软了，真想抱住她。老年科大夫不知送走多少患者，她还动了感情，而我那时还懵懂着，期待奇迹再现。所以第二天，我进病房看到的仿佛不是妈妈，是一幅画作，叫“撒手人寰”。这是熟知的成语，我却第一次领悟并且沉思于她老人家此刻的灵魂，是在这里，还是已然到了别处了呢？想到她顶喜爱说，“物质不灭”，连忙跪下来磕头。妈妈走后，我和儿子几次三番给她磕头，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们连一滴泪都流不出来，更不要说有这样的祭拜，老太太活到了让人无比心疼的份上，她也一定希望我们这样做的……
（郑敏50年代照片）
那首名曲《顺其自然》（Let it be），是一首英伦摇滚，也是整个疫情时期支撑我精神的力量源泉。歌中唱到：
当我发现自己深陷困境
玛利亚来到我身边
述说着智慧的话语 顺其自然
在我最黑暗的时刻
她就站在我面前
述说着智慧的话语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
低语着智慧的话语 顺其自然
所有伤心的人们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将会有一个答案 顺其自然
即使他们被迫分离
他们仍有机会相见
都将会有一个答案 顺其自然
……
二
在这特殊的时期，妈妈住院前，我80多岁的叔叔和堂叔，他们因病患而孤独地离去。临终前，没有亲人们可以来到身边照顾，没有那种最亲密的声音陪伴，我也没能去送送他们。在这样的时刻离去，是人类孤独文明集中的体现，我觉得妈妈和那些亲人们所经历的仿佛尤甚。
（妈妈年轻时照片）
人降生时也是特别的孤独。母亲也是尤甚。一岁多时（这个时间点还待考）患脑膜炎，家人把她放地上，已然放弃了。病床上还躺着她患肺病的生父王子沅，面对两个垂危的至亲，外祖母选择了照顾丈夫。就在这时候，王子沅的同乡挚友来了（后来他是母亲的干爹），他算个历史人物，是民国政府的文官长，他走进病房，见到放在地下的小婴儿，估计她发出微弱的声音引起他的注意，就说，“这孩子恐还有救”，让人喂她蛋羹，这样就真的活过来了，生命原来如此顽强而且完美，甚至活过了101周岁。顺其自然，“这回应该算喜丧了”，我反复给自己洗脑。反复听那首《顺其自然》。
从2005年7月之后，我一直践行向父亲作出的承诺。父亲病极重时让我发誓，好好照顾妈妈。我答应了。我知道答应的就要尽力去做，这是生而为人的准则。可我不知为何就是没告诉妈妈我爸在生命万般紧急时刻的万分叮嘱。其实，父亲当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之前我会为了逞口舌之快说些“真话”，母女难免会争执，而我妈是极度认真的知识分子，她会真生气、恼怒的。我本性情中人，经过老父亲走后17年和老太太朝夕相处的“修炼”，我没长进，可眼见老太太彻底改变了。
她从每日写作、思考大事的人，回归到看似一无所求的顺其自然，灵感却依然不间断涌现，时时会有灵光乍现。她会很认真地告知我，“我的脑袋里头装满了肉，吃肉太多了”（其实那时期，她停止了一生爱吃红烧肉的习惯，也不好好吃饭了）；“我最近最喜欢和我们同学，总在一起”（其实她那一辈的同学都比她性子急了点，先走了。莫非是讲她教过的那些后生“同学”？）；“你怎么钻入我肚子里的？”（咳，这话，可怎么接好呢？）还有几次，她又说我是她的妈妈，有时候又说我们当然是同一个母亲生的，我还是她的姐姐。我想，在我们家似乎总有一个超然的母亲，她超越了岁数，辈分甚至是可逆的，甚至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妈妈”，成为一个很特别、很有复杂意味的词语。在进医院之前的一两个月，我们独处时，她几次和我讲，“我真想我的妈妈啊，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关于“妈妈”的奇异幻觉，似无还有，我听着，但不敢追问是哪位妈妈；这一切都与她早年离开了亲生母亲有关，因此，“母亲”这个称谓在她的情感历程中刻写了独特烙印。
（郑敏出版第一本诗集时期）
有一回，她说，“大师没有了，我只能没有”（我忙说您是大师……），她还说，“我越来越爱你了”（老太太是能用语言融化冰山的诗人，这样的甜话也非我独享，她从急诊抢救室转入病房后，仍未摆脱垂危，就拉住护工的手说，“你是我的灵魂！”老天。护工说，“老妈妈，你这样说，我就是累死了都不知是怎么死的！”的确，医院对护理员要求严格，每夜每隔一两个小时，必须起来给患者翻身，以防止褥疮。灵魂到此刻，更多作用于辅助身体。很难想象，一个诗人有一天不思考灵魂，有一天彻底丧失灵性，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关注的聚焦，愈加是灵魂与肉体合一的一系列方案：注意倾听她的话语，关注情绪变化，减少过度医疗的痛苦。
妈妈生病前，瞥见了猫咪，会走过来和我说，咱家猫咪保养得很好是因为它对中国文化有所吸收。原来，真诗人就是不写一字也尽得风流，她说出的话总是别有情趣。
1980年盛夏的一天，我姥姥病倒了。在清华校医院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值夜班。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垂危的亲人，她让我端着脸盆接姥姥吐出的血，那血是巧克力颜色的，我有点畏惧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妈妈狠狠地推了下我的头，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她为何那样火辣辣地心急。
我姥姥是我妈妈的养母，也是她的亲姨妈。她很疼爱我妈的亲哥哥，我的舅舅王勉（笔名鲲西）。我想起若干年前，舅舅告诉我，当年我的亲外婆为外公下葬，一家人乘船渡河（福州马尾亭江流域），他还小呢不知见到什么站起身，当即被我外婆狠狠打了一下脑袋，就乖乖坐下了。他跟我讲，“你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搅扰了母亲渡河时哀婉的心境，一定是这样的。”听我舅这样讲，我才联想起，我妈那天狠狠推我，也有缘故，她心里焦急万分。
后来见到她写给友人的信才略知。
80年代，她恢复了爱写信的习惯。有一封信写给王辛笛，提及，由于家人生病，占据了她的宝贵时间，她很着急。那封信还透露她对“九叶”出版的急切关注。
（左起：陈敬容、杜运燮、曹辛之、郑敏、袁可嘉、唐祈）
那段时间，老太太经常一天发出数封信。那些信，短句子，语气坚定，除了交代具体事宜，谈见解，还时不时咒骂几句阻挡进步的恶势力，透出真正属于那个时代的强大感，她全情投入，但她也说，自己总是想很多，懒于行动。写得太痛快之后，也不忘叮嘱人家，“这封信只给你俩看！”（给赵瑞蕻、杨苡的信函）
我不擅记忆，但近年确有好心人转来一些当年她发出的信件，见信如面晤，就知道她当年写作、思考的状态。她拿出全部的精力面对她所追求的事业。
杨苡、瑞蕻：
南京之行只五天，但能有一天和你们在一起，在匆匆的人生里，这也是十分难得的了。感谢你们的款待，尤其是有机会欣赏了你们屋子里的两幅画，它们将永远和我对你们的记忆连在一起。
回北京后，生活又纳入紧张和枯燥的常规。在南京和成都激起的一些浪花在开始淡薄了。但工作，工作，总是可靠的岩石，它不会消失。在工作中也会听到朋友们的声音，而得到了鼓励和支持。
很高兴，这次见到了章品镇，他是一个很正派，有责任感，有热情的编辑，请代我向他致谢，并问候，有的人一看就让你觉得他是为理想，为我们的事业而生活。有的人使你觉得不那么踏实。我相信你们俩的判断是很正确的。
最近答应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编一本外国诗歌欣赏，是为满足青年读者的需要。关于Keats的诗，瑞蕻除了夜莺颂外，还译过什么，及杨苡有些什么译著，盼提供，以便为这本小书“增辉”。歌德的抒情短诗应收入哪一些，盼建议。
有一事相托，为了报销，能否请人开一封证明信，证明我曾去南京和江苏省文联（？）的诗歌小组座谈一次，据领导说如有证明（我自己口说无凭）就可以报南京——北京的路费。如果很不方便，就请不要为难，也不过是几十元的事。千万不要为你们带来不快。
敏
1980.12.
如来京，请一定预先告知。
我自然知道，对于母亲来说，写诗、做文章包括写信是她最在意的事情，那种痴迷来源于对大事的内心困扰；家务事会阻碍她的专注与创造力，由此她是真正放得下日常的少数知识女性中的一个。她的魄力来自关注社会问题并且通过西学的知识来提出自己的见解；她真的是“意见特别多”的知识分子，如果她的看法符合领导的意志那自然很好，如果不吻合甚至完全相反，她从单位回家就会非常激动地慷慨陈词写上好几页信纸，但由于她所说的“懒于行动”或敏感于外界，她会让其在抽屉里躺几天，之后就撕碎了丢进字纸篓。
她的判断告知她，说了根本就没用。而真正让她恐惧的是被剥夺思考的权利，她绝不会把这样的自由拱手让出；思想是思考者最重视的自由。而思考，在情绪波动时也是最为有力的利器——她面对问题，不喜欢回避对问题的追问。这类思考，包括分析、推理，而最高境界恐怕还是领悟之余的豁然开朗……
我表哥詹煜告知我，老太太曾和他聊起，60年代，她和北师大系里的老师下放到山西武乡搞“四清”。到了农忙时，下田干活又苦又累，有一次累得躺在草垛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看着天空，就想到，“哈哈！这是多么荒谬、多么可笑啊！”
她总能很快察觉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患有某种疾病，并对理想抱有很高的期许。我想，对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生不逢时，她也好辩论、爱智识、喜欢看透了一切之后还满怀信心，她的乐观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又由于她是喝奶妈奶水养大的，她有着一般民国大小姐所没有的原始活力的执著与豁达。
有一种权宜之计就是写诗吧。谁能懂呢，谁能不懂呢，在卷入朦胧诗之争的那段时期，她真正觉得自己热血沸腾，仿佛那是旋转的砂轮可以磨亮一把思维匕首。如果没有争辩，没有深入探讨她就觉得没有活生生的存在感。
“最近我和运燮都卷入一些关于诗的难易问题的争论，《诗刊》8月份有一篇晓鸣写的《谈谈诗的难易》就是我写的，老杜的文章可能在9月份登出，也许今后我们都会面临一些批评。”（选自给诗人赵瑞蕻的信。1980年8月6日。）
“《文艺研究》80年第6期的广告在80年12月23日就登出了，但至今未见书，不知有否什么临时更动。当我们在成都开会的时候，这里也开了重要的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新的精神正在贯彻中，也许成都的会要晚些开，就很不一样了。我们这里尚未传达，从迹象上看要更高举马列主义的文艺旗帜。因此，我也不急于编那本诗集，也许那也是不利于对青年的教育的，等更加明确新精神后再动手，以免徒劳。这会不会影响《九叶集》的出版，也得等一阵才知道。瑞蕻的鲁迅书注，总是保险的，我们精力时间都有限，少干些徒劳的事要好，但人总是不能自已，常常忍不住又干起自己特别热衷的事，我对文学就像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爱人，总是死乞白赖（北京土话）的追求，看来还是翻译古典作品好，现代派也不知能否按成都会议所决定的那样介绍了。”（给诗人赵瑞蕻的信。1981年1月14日。）
我有时想，像老太太这样善论辩的学者，最怕生不逢时，因为真正令她狂热投入的是她最在意的思想者的竞技比赛（这当然也应是文科知识分子求真之根本），她思考时的状态像伴随情绪的“高血压”，说飙升就飙升，但另一方面，她也懂得吃些符合客观形势的“降压药”，正是这样的特质让她该发力时绝不丧失时机，不能书写时就充实自己，说不写诗，搁笔竟然也达三十年，等到“诗啊，我又找到你”，她又畅快地写起来。
然而，有些个辩论作用于家庭，却是另外的考验。家庭氛围让她这个喜爱辩论的人，愈加感觉随意乃至惬意，只怕缺少听众。如果没有人回应她，她会真的动了怒气。她总感觉问题很严重，总有意见需要探讨……外孙林轩曾经试验过，今天他跟外婆辩论后，说答案是A，她会反对，答案是B。下次他抛出答案B，结论还是错，答案是A或其它。除了诗人，妈妈是个理论家，这个角色不是出人头地的工具，不是挣饭钱的面具，而是她智力活动的底色。
特殊年代，我经常跟着妈妈到清华园友人的家里，参与“群众大辩论”，她激情言说时，有些像歌剧中的女高音。我那时上小学，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评论，其他众多的书籍还没机会读，观察妈妈的逻辑分析真是从A推导到B然后到C，她说话的时候脑袋里好像有许多三角形（当然这是后来的归纳，但当时已有感触）。思辨是她身为知识分子活力的体现，是智力游戏，又是真实情感的流露。那时期，无论天派、地派、团派、4.14的论战话题，她均激动万分地投入。有时候想想，后来关乎诗学理论、人类文明、地球环保、结构解构等争论，均为从那时期肇始的论辩至学术层面的延伸，其源头来自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只是妈妈始终不习惯在大街上、广场上展开辩论。
某类东方思维是缄默的，冥想式的。父亲在家中的格言是“不辩论”。他需要安静的思考，而不是落入语言争论的诱惑，对他来说，那是言说的陷阱，他喜欢通过沉思达到顿悟，沉默地倾听然后意识到了什么……
（101岁的郑敏很喜欢猫咪）
在死神降临之前，最后的日子，母亲陷入了沉默，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仿佛是一种难以逃出的宿命，超出了我的预判，也是让我感到最为悲痛。医学干预也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从一篇关于脑科学的论文中了解到，这种失语，是脑部的损伤（特别是卧床的病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甚至以为如果我能在她身边，妈妈可能就不会断了这根语言表达的链条。父亲生病时，我每天都会到医院探望，想到这里，真是懊恼，妈妈住院期间完全不让探视。）此时患者可以明白无误地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听懂他人说的一切，却几乎无法说出一整句话，这对于老太太来说是何等的残忍！
一切都是渐次发生的，从较多的沉默到毫不言语，她住院后期我们每天的视频，也渐变为一场类似的哑剧。刚开始时，儿子批评我，说我根本不会安慰人，他说你必须每天都微笑地说，“老太太您今天看着很好啊！”“您好漂亮啊，气色真好啊，我们都特惦念您！”句句实话，林轩这样说时，她还露出一丝慈和，可我照样说时，她的表情像雕像那么严肃，像一面墙上写着什么，什么呢？你得猜。老太太对我总有些个特别。
她在任何的社会场合都自带魅力，在医院的病房也如是。大夫护士护工都喜欢她。她喜欢人家呢，就是说不出来了，她会把手伸进护工的袖子里一直向上延伸抚摸胳臂，她会拉住护工的胳膊，深深地亲吻，我听到人家说，老妈妈您可真亲呐！护士过来给她换药，看到她，就说，“瞧这美的啊，头上扎两个小揪揪像个小龙女，你看看，这皮肤连皱纹都没有，年轻时不知怎么美呢，你那时候是个民国的大小姐哈，哈哈。”
前几天又看了这段视频，真让我不知所措。那时候她的眼睛如黑水晶那么亮。怎么可能就走了呢？住院到最后就她像一个无辜的婴儿，一句话都没有了。她刚进急诊时还能坐在轮椅上输液呢……
我想到“心象”这个词。我们就在视频时玩眨眼睛的游戏吧。她马上意识到。她眨眼时我也眨眼睛，不能抢拍子也不延迟，彼此这样看着，一直到泪水从心底里迸发，鼻子发酸，眼泪滚滚而落，这是我此生第一次见她流泪了……
2021年底的一天，我们有一次机会能在她入院后见到她，那是推她去做核磁检查的路上，从病房到门诊楼有一片敞开的路面，天很冷，她戴着帽子捂着口罩，认出了我，躺在床车上在大风里说，“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是的。妈妈太努力了。我使劲点头。她生病住院后，撑到《九叶集》再版，“她是九位诗人中唯一还健在的”，我在简介中写过的，没写错；她撑到《落 诗幻》诗剧公演，导演王悦馨、作曲家林轩、演员们为了三代人还处于同一时空，真是拼了；撑到老贺主编的《北京当代诗人19家》出版，她给予了勉励：“祝愿他们继续写下去！”。而我还希望用尽全力支持她，撑到疫情结束，和我弟弟见上一面（这当然是从家族的角度，体会亲人对她的极度挂念）。
然后的一天，在这家医院分院的病房里，视频时，她像哑剧演员一样，表演了一个头向后仰双目紧闭的动作。分明在告知我：
死神即将降临！
妈妈在缄口不言之前，好几个晚上彻夜说话，那是旁人听不懂的谵妄之语，还得猜，我猜，她说过，“我难受”。
我的母亲有过一个非常寂寞的童年，这种寂寞在她还不是理论家时，她用表演的方式告知外界。黄昏时，大人们下班回来，她站在山坡上呼喊某人的名字，大声疾呼，某某叔叔你好啊！她还会在家里搞些恶作剧，寂寞犹如钻到心里的蛇，最爱咬噬敏感的心，迫使那人搞出一些惊世骇俗。
可她写于40年代的那首《寂寞》则是抒发出温润而情感丰沛的一类“寂寞”，适宜朗读，那种自然而然情感的流露附以对客观事物的比照，反而比直呼胸臆或诅咒命运，来得深刻而感人。
要知道老年人的精神故乡，同样是寂寞。
她用自己的办法尽量维持一种微妙的脑平衡。当记忆减退时她保持对新事物格外的重视和喜爱，试图逃离必然的衰减。80岁高龄，开始学电脑，在本子上记录怎样开机、打开文档、怎样使用手写板录入、存盘。每天看着操作提示，继续创作。
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离开了电脑桌，她不倦的追问，“你爸爸哪去了？”直到最后的日子还在担心，跟我说，“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健康。”她希望抱住将来的他，此刻的已然不存在，那是深感寂寞的空无，她也许暗自嫉妒父亲的不告而别，（当然不是），她已然无法站到一个“真实的角度”看待我父亲的“不在场”，寂寞会让人活在幻境里，而且执拗地不肯出来。寂寞却没有禁止她依然充满乐观应对每一天，没有丧失爱热闹的天性，她会根据大家的要求，演唱英文名曲，她会推着轮椅在屋子里快走，展现身体灵巧，她会表演洗脸，也不管那水和毛巾是否足够干净，导致一次耳仓感染，挨了手术刀子，她所做的一切，以及她渴望做的一切，是让大家一起高兴。
有一天她意识到，她的时光落入人生最后的寂寞，她是怎样想的呢？……
（ 90年代 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三
在急诊抢救室里，趁着护士点数一大堆药品时，我冲到她面前，她见我来了，挪动了一下身体，示意我，和她躺在一起。还没等我说话，护士们连拉带拽把我推出门外，她们说抢救室里有开放手术，不许停留。旁边床的年轻男子正疯狂捶打自己的脑袋，高声呼喊什么，只见老太太摇摇头，表示“吵死了！”我想，她一定很失望。
我的堂弟童文从加拿大回国来北京，专门赶到医院探望老太太。我移开衣服、毯子，请他坐下，他落座后笑说，“这是你的地盘哈……”我想，童文和老太太交情很深，他翻译过祖父给她的英文信函并作了长篇详注，此次疫情期间又特意来看她，我就拿出药方跟门口的老大爷说，要找大夫了解情况，想顺便把童文带进去见一面。看门大爷瞅我一眼，说，这里的规矩是大夫找你，再说，也得由我告诉你……我想了想，医院附近人潮汹涌没有安静地方说话，也不敢随意离开，我们只好退回到极度混乱的座位，聊天一个多小时，直到他赶往机场，童文和其他来探望老太太的人，一定很失望。因为我设法带他们探望老太太的种种“伎俩”，均被看门大爷轻易识破。咳，疫情像一种意识形态的病毒侵入每个人的大脑，混乱，不仅仅急诊抢救室门前，这个世界如此紊乱，人们脑子里，出现了许多禁区；我妈妈的大脑已不能再接收疫情的消息，因而无法理解为何家人不在身边。
“昨天晚上，走了四个。”护工小艾告知我。
那时我已能够区分从那扇门里推出来的病床，凡用白被子盖住的病人，是去做CT、核磁检查的；用紫红色丝绒罩住的，就是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的患者。
后来想起来，那段时间林轩、护工和我，24小时轮流在急诊抢救室门口值班，这19天，是我和轩儿离老太太最近的日子。由于必须由家属送药进去，所以，一天有几次机会来到她床前紧张探望，护士后来说，“你们不办急诊住院是不是就因为可以进来看老太太啊！”
是。也不是。事后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这个急诊抢救病房进去容易，能否出来可就玄了。我们让老太太处于危机的顶端，占着床位，就等着最后的转机。老太太天赋的贵人运在关键时刻启动了，贵人的神奇之处难以言喻，最终经历了一次手术后，进了正规病房，两个月后的一天，查房的大夫说，“哎呦，奇迹发生了！”她的肠梗阻实施手术后得到缓解且肠穿孔似乎弥合了。
仍然困扰我和林轩的是，由于疫情我们不能进病房看到她。
每天视频只见到每天她最好的一面。我们把对她的感情类似移情别恋一样投射到每一位护工及医务人员；妈妈也以她的天赋魅力吸引了每一位大夫、护士的注意，她们对她用药及观察、照顾都很仔细。如果说，人的性格有甜酸苦辣，老太太晚年更多的属于福建人爱吃的“甜”，就因为这样，每位照料她的人都没少掉眼泪。小艾阿姨，第一天来我家就很霸气地叫她“妈妈”，她嘱咐我，妈妈要是没有了，要哭出一条河来为她送行。后来的护工小新是回民，老太太走了后，她很难过，但她说，姐，我们信的神灵不主张烧纸。
（妈妈90岁，在大觉寺）
老太太的一生有几个巧，非人力所为，属于命运的赐予：一个是出生后，濒危而复生；一个是从小抱给了好人家，享受到养父郑朗昭特别的疼爱、为她提供此生最好的教育；一个是早年求学时有个坎，遇到长者施救；一个是联大时遇到恩师冯至先生，勉励与点拨她的诗歌创作；一个是我舅舅王勉对她青春期文学事业的引导与极力呵护；一个是40年代巴金先生编辑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一个是留美时巧遇我父亲这样忠厚、成功的理工科教育家；一个是她最后住院，逃过一个很痛苦的劫难，走得相当平稳顺畅；很重要的是，她始终有事业的同道人、支持者：谢冕、吴思敬、牛汉、孙玉石；“九叶”的同仁、《诗探索》同仁以及年轻的诗人、诗评家等等，以及真正合格的弟子、高徒。这么多的机缘巧合，少了一两个，她都不能达到圆满。说到成功么，她对此一定非常追求，也严肃面对。重要的是，她负有使命感。
1972年，文艺界尚未开始解冻，留美的老同学刘君若教授给她带来一台菲利普牌收音机。此后，每天傍晚，妈妈坐在北屋的床上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在强噪音干扰声中收听BBC、VOA，她的外语从没生疏过，这也使得她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语言连带思维都呈现出与外界接轨，拥有先锋理论的视角。后来，她又恢复用英文打字机写信，她和我祖父通信，他们相互谈论莎翁《凯撒大帝》的神秘寓意，用英文表达，似乎更为地道和有趣，还具有保密的意味，她大胆地将凯撒比拟这世上的独裁者，这当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我祖父童寯似乎不太同意这样的结论，希望得到更细腻的推理求证。我观察到，她总是从书本及其他学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启发。她和我祖父显然处于同等高度的智识，他们激动地相互交流着最前沿的看法，这些也属于她为了成就事业种种努力的一部分。
王家人（我外公这边人）讲究不提及自己家人的成就，最好留白，不便评价。我同意。但也想过似乎可以瞬间拼凑各家的说法，并将其系统化，想象那些评论仿佛可以将她从朴拙的地面拔高至更高，或是往泥土下面深深地延伸，但那样的评论文章、书籍已然有了。我想说的，仅限于个人角度的观察（不求全面）——她为何成为她；是由于，她用一生的时光打磨三把钥匙。其一是，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其二是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挚爱；其三是对德里达哲学的深度钻研（除去阅读，她在美讲学时聆听过德里达的讲座）。她用这三把钥匙打开文学批评的各种锁。而且总爱抓大问题、“重要的”，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她要搅动被抑制住的思维之力，直到自己仿佛也意识到走入深深的“黑洞”。她写道，
我正在学习如何“忍”，遭暗算多次，只有想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和关怀，才感到有勇气进行下去，你如觉得“动土”后不至遭殃就挑明，否则也“忍”吧。以免他日遭暗算。（摘自给诗人赵瑞蕻的信。）
想到母亲的在天之灵知道我引用了她的信函，恐怕会不悦。不过，放在这里，为了证明她写给友人如此推心置腹的见解，寥寥几笔，可见一斑。
我妈妈的亲生母亲传给了她语言天赋，她的生父给了她逻辑思维的“弯弯绕”推理，她的养母给了她“人之初”严苛打压的“早教”，于是她生来就比她的亲哥哥更懂得适者生存。我的亲舅王勉老先生很有南方文人的潇洒个性，当着全出版社的人跟人辩论说，自己笃信莎士比亚，在特殊年代，其结果可想而知。劳动17年。从乡下返回上海后，他和我母亲一样极有耐力于学术研究。他的治学侧重历史，也契合中西古典人文传统，他是一个激进而又追求唯美的纯粹文化人、作家；是我母亲西南联大时期的“精神支柱”。
妈妈晚年，变得诙谐了，她会对我说，“鞋都说你好，因为你走得正啊！”我怎么会被这样的玩笑话弄晕了呢，但是我也知道，我却说不完全老太太的好，因为她的好埋在她的文字里，我侧重于对她日常生活和生命层次的理解。
吴思敬教授之前召开过“郑敏诗歌研讨会”，出版过关于她的评论文集，那天（告别仪式）来送老太太，他约我写一篇关于老太太的文字，写好不敢说，但他高龄，又在疫情期间赶来，这份心力我不能回绝。我想，他也许是懂我的，我尤其不喜欢“背靠大树好乘凉”，我懂得一个人把大树画得再大，能大过天么？我只以一种平常心缅怀亲爱的“老太太”。
写诗、做文章是我们的教堂。母亲是成功的祈福者。我偏偏还须戴个头盔、面具，希望每一首诗不过是一个空弹壳，一次爆炸后残留的碎片。两代人所经历的是不同的文明教化与思考标准。
恰好是在面对生命的方面，我们取得了统一的爱。林轩出生后，老太太破天荒的前来看望，之前她绝对不会浪费时间走动的。1989年11月后的一段时间，我妈拉着我爸，坚持每周到百万庄来看这个刚刚来到世上的小婴儿。这似乎是一件让她快乐的事情，她穿一件大红毛衣围着纱巾，抱着“土豆”（林轩小名）照相，很喜气。可到底这每周一次的到来，随着北风来袭，热情渐退了，但她老人家到底还是彻底感动了我一回，凡出于良善本能而非形式主义的都让我感动，我实在记不得父母当年从清华是挤公交来的，还是乘出租车来的，1989年的北京，出租车还比较少，面的刚刚诞生。
我父亲最后一刻的牵念是我儿子的中考，他说梦见他围着操场跑了三圈，结果未知。他走在外孙林轩中考结果发布前。我母亲最后一刻牵念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艺术么？是语言！（她醉心交流）她会跟护工说，“你吓了我一跳，是快乐的一跳！”“瞧把你高兴的，像个傻瓜！”。“死亡是一门艺术，我做得最好”这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名言，我妈妈是把语言艺术用到了死神的门槛，把自己交给了上天，死亡是一次平面的最后的行为艺术（包括手机视频通话的平面感），死亡后面的维度我们谁都看不见了。
（左起：冯晏、王家新、老太太、高星、蓝蓝）
曾经的老太太是各地年轻诗人的朋友。大约有30年她将艺术表达与批评的睿思相结合，有不少同道者。而我个人则更欣赏她40年代的作品，当然这纯属个人的偏爱似乎无缘由的。海德格尔说，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我想，为何艺术不是诗歌的近邻而哲学是远亲呢？为何历史不是诗歌的近邻而哲学是远亲呢？为何自然不是诗歌的近邻而哲学是远亲呢？海氏是德国人，我们李杜的思维结构不是德式的，也非俄式的，我心存疑问可没和她探讨过。不可否认，她写于90年代的组诗《诗人与死》是历史经验与个人经历潜在的融合，她选择14行的形式或许是对冯至先生27首14行名作的回应。这组诗，是创伤情感压力下的作品，尤为集中地体现出她晚期创作的思维力度与修辞质感。
（郑敏1955年留学归来。居住清华新林院62号乙 。童诗白摄影）
另一方面，她晚年的创作，特别追求思维的复杂和形象的简单，与40年代创作相比，更为智性；这或许与她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导致的诗风转向有关；说到底，她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而且她已然尽其所能通过汉语表达将它发挥到极致。
下面这封信，反映了她创作时的心态：
唐祈兄：
下午为了赶在5:30前将稿子发出去，只匆匆写了几行字，请原谅。我这几天忙得厉害。因此原准备不写那篇稿子了，原来想写的题目较大，时间不够，且思考得不清楚，因此迟迟未能下笔。今天下午忽然想从这个角度，即庞德的革新精神先写一小小文章，因此就写了这4000字短文算是一个开头，但因只用了5个多小时写（虽然思考与材料是现成的）确实有些草率。如果不适合那个“大型”刊物就请不要为难，随信寄回，字迹也很潦草，别的刊物编辑恕不能如你那么包含。总之，此文可谓心血来潮的产物。但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课的开头还是可以的，下面再慢慢的组织。美国现当代诗短史与诗论是我的两书计划，两者都还只在胚胎阶段，这其间可能有些副产品。和你通信往往促使我思考和计划，你所提出的要求，对我（无论文章能用否）往往对我是一种催促，使我必须快些行动起来。我这短文也是针对我国诗坛保守与过激两种倾向而发的，最后的禁忌单子是我的想法，如有不妥处，超出百家争鸣范围者务请你指出修改。我并不想做一个糊糊涂涂的犯错误者，我对诗坛的关心使我总不知不觉的发表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真是不可自制，然而我又不愿招灾惹祸，唯恐残年又被报销。我不知为什么总不能忘怀我们的文学事业，尤其是诗。在这点上我从心里佩服赵丹，他那么有勇气。而我却余悸极多。以至于常影响你，希望我不会挫伤你的锐气。
近来我读了一些诗，很想它们能更凝炼些、坚实、清晰、明确而又形象化。可能比五彩缤纷，有奇句，但不清晰，欠准确要好。《诗刊》82年第2期舒婷长诗不知你以为如何？
《诗刊》有“勇气”发这首诗，颇令我吃惊。也许把它当一首普通的情诗了吧？我觉得他们似乎怕严肃的题材（用象征手法写的）而抒情诗则放宽，殊不知抒情诗却不那么单纯，舒婷这首诗如果对她的境遇不了解恐怕很难看懂。而看懂了之后不由得感到《诗刊》这次十分“勇敢”。你是这样感觉吗，盼告。
湖北王家新与女朋友沈瑞花来玩。也读了第二个童年与海，很喜欢。北岛来信说要来看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我也希望见他。
诗坛情况复杂，你大约比我了解得多。
再谈
敏
3.1
再补一段：
美当它完全没有基础时就失去了力量。现代主义尤其是Eliot一代，首先冲击的就是过了时的那种“美”。东方的美是很含蓄的。不过现在年轻人有时追求浪漫主义+现代派强烈色调的一种美。我觉得颇像满山野花，然而没有多少根。梦的模糊与满山遍野五色缤纷都不是我今天的意境。我想我的境界是清淡的情调与复杂的思维的结合。寄上的两首长诗中后者占了上风，但也还是用形象思维的。
用诗来感受世界，思考时代是今天的特点。我们不要口号诗和标语诗，并不因为它有太多的历史，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活的历史。
（该信邮戳为：兰州：1982.3.4。唐祈女儿唐真找到的信函，张天佑教授辑注，见《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2期。）
老太太百岁后，叫她“妈妈”的人，太多了，她的晚年成了许多人的妈妈，我把她借给了许多人，她是祖母级的诗人，在这样的时刻写平淡是一种奢侈，点缀着疫情年代难以言说的愤怒和眼泪。我母亲和我之间的情感，联系过一些读者；也因为她而联系“老童家”和“闽出一溪”的亲戚；因为我丢失太多的记忆但依然记得80年代我家有点“外星来客”的感觉——不少深夜还在谈论诗歌的诗人，使我回想起这些恰好到来的人们；包括90年代我弟弟的同学曾勇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和郑敏在客厅里边喝酒边争论经济与哲思交界的话题，那真是一场印象深刻的交流；所有那些年代在17公寓发生的论辩与2022年前后一段时间，讲究足不出户的“生态”，形成恍如隔世的比照。
据诗人林莽回忆，80年代的一天“北岛、芒克、江河、多多、顾城、杨炼、一平、严力、小青等，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涌到郑先生家里”（那天我大约不在家）；而我妈妈最喜欢这样子的“涌现”，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股诗歌的外层空间凝固在17公寓上面。北岛和老太太谈论诗歌，最少有三四回，有一次北岛带多多来，极力向老太太推荐多多的作品，说他写得比自己的还好。那期间，还有邵燕祥、刘年玲、王伟明夫妇、唐晓峰、唐晓渡、崔卫平、王家新、沈睿、莫非、马高明、黑大春（？）、沈奇、西川、汉乐逸教授等人，来我家那个混乱不堪的客厅落座，我不知那些年，诗意的话语碰撞是否引发创作的激情与升华，反正在经济起飞之后，那种热度已然蒸发掉了……
我的发小高小刚2022年1月电话里说，老太太的离去，让他感觉好像一位亲人离别一样。80年代他和黄子平夫妇和老太太有过数次智性的交流。我想，那时期“诗性的外星人”纷纷降落我们家，是一个迹象，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肇始的新诗创作，是指向“异端”的（类似天文学意义上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延伸至，诗歌仅仅为宣传还是为人类美学做出新贡献）……而在她的晚年，北师大的张清华教授出版了《郑敏的诗》，谭五昌教授经常到访；诗歌学会社长诗人黄怒波、北师大外文学院的领导及弟子章燕教授常来探望关怀；以及评论家唐晓渡、沈奇、诗人根子、钟文、史宝嘉、金重、少况（王伟庆）、宋逖、鲁双芹、莫非、赵蘅、汤潮、马铃薯兄弟、李黛松、霍俊明、祝凤鸣、“九叶的后代”、还有她的“亲生弟子”等等；当然包括《诗探索》同仁不断地给她带来惊喜，也是友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她老人家需要时不时的来点头脑风暴。老太太这一生，最感饥渴的，还是渴望摄入高纯度的文化养分，最令她快乐的还是聊学术——由此，人到暮年的心灵之光在她还是格外的通透、明锐。
日常生活方面，她只要看一眼（甚至不用肉眼也许属于超感），当客人走了，她告知我，谁和谁是夫妻，谁和谁好，这真让我大为惊骇！
老太太走了之后，翟永明当天微信我，“102岁，喜丧了，我们的榜样！”西川短信说，“老太太高龄过世也算享天福”，叮嘱我保重。唐晓渡书写了思运隽永的挽联；挽幛，是从他撰写的挽联中摘取的，仿佛老太太的教诲给予后人：“思运诗哲 启蒙世界先启蒙自己/语动声像 雕刻时光也雕刻内心”，唐晓渡说他写不来那种塑料话，我完全赞同。邹静之的挽联是：“心中的声音 海底的石像/痛悼郑敏先生”。
四
（父亲和母亲晚年合影于清华17公寓101号前）
老太太的告别仪式，1月7日在八宝山菊厅举行。因为严控人数，我不能发消息到微信朋友圈。北京的天气特别凉，寒风如此强猛，八宝山的休息室也不开放了，我一边因会场布置不妥，把屏幕上的字挡住了着急，一边请求化妆师取下老太太头上的帽子，这样她安详的面容才得以显露出来，化妆师用梳子把银亮的发丝，丝丝缕缕地梳开，再喷发胶定型，老人家晚年的仙气立马毫发毕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我们选择的还是这首《告别》，以替代殡仪馆的《哀乐》。据北师大提供的消息，告别会收到作协主席铁凝女士和北师大校长办公室的花圈以及《诗探索》（谢冕、杨匡汉、吴思敬、林莽等全体同仁）、《诗刊》、《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等个人及单位发来的唁电和花圈。
北师大外国语学院苗兴伟院长和众多同事到场和赠送花圈；她的弟子章燕教授和丈夫沈文海、萧莎（社科院副编审）等亲自来送别导师；关门弟子李永毅教授因特殊原因不能到场，他写给郑敏的评价作为会场主屏显示：“杰出的诗人、睿智的师者、正直的学者，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还有闻讯而来的诗界理论家、诗人朋友：吴思敬教授和夫人高桂香、张桃洲和夫人赵梅芳、唐晓渡、张清华、西川、欧阳江河、谭五昌、蓝蓝、高星、鲁双芹、宋逖、张高峰、刘燕、林喜杰、刘晓翠等。
我为那天万般不周而无比自责，那天，没有做到的此时已无法弥补。我们全家人的共识，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尽全力最重要，人走了，大家的心意收下。甚为感恩。老太太进急诊抢救时，跟我说过，“要干净、简单。”。
告别会后，我把唐晓渡毛笔书写的挽联和高星书写的挽联都抱回家，还有老贺、宋逖、张弛、蓝蓝、张高峰、汪剑钊、田庄、阿坚等人的。我对高星说，这些手写的，只有科学证明烧了这些字老太太才能收到，我才舍得那样做。
父亲晚年，曾私底下打趣，唤妈妈“老疯婆子”(关于这一点是否披露，我想询问他人，后来想到，因为她的个性是特例，加之疯狂是与才华相关的，甚至与精致的手艺、极端爱挑剔有关)，我想，如果父亲不是真心赞赏她的特别，对她有一种痴迷的认知，不懂她的人怎能这样称呼。老太太对这样的称谓才不介意呢，我父亲还为她写过不少押韵的顺口溜，他是真心不入眼新诗创作喜爱评书、相声的科学家，也不习惯用西洋的方式表达爱意；我理解内向的父亲时常用幽默而非一本正经，表达生命是与疯狂有关的学问。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说，“历史是流动的……历史不会冻结在某一个时间点，历史里没有不变的事，历史里没有超越理智、无法理解、无法分析的事。”
妈妈在1943年，面对联大郊外一片田畴抒写了《金黄的稻束》，那首诗的结句，“历史也不过是/脚下流去的一条小河”……我姑且认为，这是她面对目之所及一条具体河流的描写，同时亦暗喻——历史是鲜活、流动的发展过程；由于这句之后紧接的那句，显然更为强调的——“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由此可见，在她的意识里，思想能贯穿和超越流动的历史（“小河”与“思想”在两行诗句之间显示出轻重、大小之区分）。的确，她的一生都将理性置于情感之上，即使她受过民国时期的教育、经历战乱、西式文化的提升与沉浸；中年落入事业低谷以及经历特殊年代；之后也曾返回美国、前往欧洲参加诗歌活动或访学，但她始终不太关注记忆日常流动的画面，而是侧重从情感记忆中提取理性的辨识。她注意知识分子、诗人、公民应该有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及可能。她在论文中涉及到对文化弊端的各种质疑，向二元对抗思维提出挑战……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她对解构理论大力传播、阐释的同时，在创作方面则保持自己一贯的审美，深受多恩、艾略特、里尔克、冯至等诗人的影响，她永远不会解构自己的诗歌体系。理论和创作像两个朋友，一个强调睿思，一个侧重神秘的魔力，有时候也会分道扬镳。写作需要诚实，她宣扬了她所相信的，也愈加含蓄地书写她对世界的关注和对人性的理解，侧重以20世纪现代派诗风从事创作，这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另一方面，很早以前她在沉思之后，低声对我说，“如果我彻底明白了一切，我可能就无路可走了”；这是中国的哲思——老庄思维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深影响。
1月7日那天，满眼的鲜花和绢花太多了，我们听说，仪式后那些灿然盛开的花朵，要送到一间屋子里用机器粉碎，我回绝，那太可惜了，不要让鲜花受伤，哪怕反复使用也好。老太太爱花是有名的。我又想起日本诗人良宽的诗句：
花是主人——啊，
我们听从花言：
今日开啊，
喝酒！明日也
开啊，喝酒！
我们需要祭酒。面对102岁的老太太，像熟睡一样安稳的要离开人世间的刹那，我们全家真心感谢长久以来给予她关爱和鼓励的友人们——胡东成教授、曾勇教授、吉吟东教授、丁晓燕女士、林鸣夫妇、赵体威夫妇……
我母亲在这世界上还留有许多血亲；福州、上海、南京的亲人们；以及居住在海内外“老童家”的亲人们，这两脉亲人(无法一一在这里介绍，敬请谅解)，他们或送花圈或亲来道别，告别仪式后，我见到堂叔泪如雨下，我的心都要碎了！
（90年代，郑敏与自己的哥哥、大嫂、姐姐、弟弟及弟妹，首次相聚于上海）
现在结束了。我为了老太太最终的圆满而欣慰，为这世上的“句号”可以如此神妙深感敬畏，一个女诗人、诗歌理论家经历了中国百年历史之回旋的曲折，为此，她曾不屈不挠地奋斗过……也许，当她几经辗转和我父亲在天上重见时，父亲会低声告知她，他曾经让我发出的誓言。
（本文涉及郑敏的资料未经作者许可，不得引用。诚谢。)
写于2022年2月22日
又，致谢及其他
笔者特别致谢：感谢刘福春教授撰写了《郑敏文学年表》。感谢蓬勃指挥和歌唱家齐悦在郑敏101岁的母亲节当天请来两位音乐博士为她演唱《母亲教我的歌》，蓬指说，只要老人家高兴就好！感谢“中国诗歌学会”（黄怒波等同仁）、“柔刚诗歌奖”（黄梵等同仁）“北京文艺网”（杨佴旻等同仁）——感谢这些文化机构对老太太诗歌成就的褒扬；感谢女诗人明迪于2022年1月22日，为她组织了20多种语言的诗人，长达数小时的线上朗读郑敏作品的悼念活动，感谢那晚参加朗诵的每一位诗人。感谢《翼·女性诗歌》（周瓒、陈思安）；感谢首师大的孙晓娅教授和《中国诗歌网》（安琪、花语）等诗文机构，在她生前为其录制了视频或音频的访谈。感谢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高教出版社等单位，在我父亲去世后，几乎每年都派同事前来探望老太太。
感谢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龙美光老师、联大秘书沈颐老师亲临告别会场以及全体“八叶”后代和杨苡的女儿、作家赵蘅送来花圈；感恩联大尊师潘际銮老先生（那时他老人家还健在）、父母亲的好友及联大前辈的后裔：冯姚平、冯姚明、关存敏、陈贯、张嘉弘、张嘉弥、李晓庆、陈愉、王如骥、王靖、王如骏、胡康健、周文业、周广业、郭励清女士、朱声紱先生的后代、李继侗先生的后人等等，前来送别或赠送花圈。感谢荷清苑小区居委会、楼长宝老师在妈妈百岁当天来家中给她庆生；还有我的发小何老师，那天我们一起送老太太这“最后一程”。
奇异的是，疫情期间送别老太太，令我愈加对仁慈和亲情引发共鸣。从未来看，所有的尘埃都会被大风吹走，但此时却发出很强烈的稀里哗啦声。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千万人去世，与一位百岁长者的离世，只会加深记忆死亡的差异。可以想象，未来将以怎样的眼光回溯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多重生死攸关的考验；事实上，我妈妈那时还有一张病床可以入睡，她和两个重症患者同一病室，老太太用明锐的目光打量过周围患者的痛苦；由于禁食治疗，护工遵医嘱每天给她一根“棒棒糖”，我从视频中见到她用力地吮吸着，这时生命力瞬间涌现力量，棒棒糖那时让我感受到圆形、温暖和安全。医生没有忘记补偿她，这世界“最后的甜”。
2022年5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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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首发于《诗探索》2023年第二期（内容略有删减）。笔者微信公号发布的这篇回忆文章，文字略有增删。
注①长期以来，诗歌界的朋友们喜欢背后称呼郑敏：“老太太”！我以为这是一种亲切的表达，写这篇时，我也会不自觉地称呼她“老太太”，特别是写到公众场合，用其代指我妈妈郑敏。
百岁之后
2012年《郑敏文集》首发式暨郑敏诗歌创作70周年座谈会6月2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牛汉、屠岸、灰娃、谢冕、邵燕祥等20多位国内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就郑敏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成就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图为部分诗人、学者、亲友合影。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