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正以飞快的速度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土地的性质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自鲁迅的《故乡》开创乡土这一题材，家乡作为一种意象，常被作家作为创作的背景蓝本，无数作者通过对土地的描写寄予浓浓的乡愁。
通过多部作品的塑造，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成为了众人皆知的文学地标。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出版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中，高密东北乡再一次作为背景出现，小说中的叙事者也叫做莫言，他作为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再次返回自己的家乡高密，家乡已然不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晚熟的人》中的时代背景积极地向现代化的社会靠拢，莫言也努力地将许多现代化的因素纳入其中。
实际上，现在再去营造想象中的乡村也不一定能收获原本的好评，《晚熟的人》出版同年，余华出版了长篇新作《文城》，其叙事套路和时代背景，以及被诗化、浪漫化、抽象化的乡村，未超越原本的作品，读者也对其褒贬不一。乌托邦式的家园如今失去吸引力，可能与人们对此不再感到陌生有一定关系。旅游业的发展让人能够更容易见到山村美景，而不再贴合实际的被诗化的土地也与现实脱节。在这种情况下，莫言想要跳出原本的叙事方式，书写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园新貌，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他在《晚熟的人》中改变了原本的叙事手法，标志性的传奇夸张写法不再见，取而代之的是平淡克制的晚期风格，与之相应的是高密这一意象的改变原本的家园已经失落，新的家园在发展过程中面目扭曲，乡愁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红高粱家族》等前期作品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建国以前，带有魔幻色彩的高密土地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在《红高粱家族》中，乡愁是对于过去充满野性的生命力的怀念。而《晚熟的人》中，几乎每一篇内都展现了高密的新变，莫言讽刺了新人新事，这里的乡愁则是作者的焦虑。
焦虑从何而来？原本的家园已经失落，新的家园在发展过程中面目扭曲，乡愁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
短短百年间，高密的面貌翻天覆地，这与中国发展前后的两种经济模式有关。自古以来，中国是农耕文明，封建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人口流动较少，社会关系紧凑，社会规则是沿袭的宗法制，往往十分稳定；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工业化程度加剧，农村再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大部分的人参与雇佣劳动，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社会的变化增加，农村居民原本线性的生活向更复杂的网状结构发展。农村和居民不得不接纳市场化经济下的新规则：农民的身份极大转变。原本务农即是正业，被打压的商业行为被视为投机，而在改革开放后，任何能赚钱的行为都会有人尝试，阶级关系因为这一契机又开始松动，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绝对的上位者和下位者。这也促使人们用尽手段争名夺利。
和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晚熟的人》中，蒋二原本被人认为是傻子，但他在得知“我”获奖后，借机做了生意，大赚一笔，有钱后的蒋二改名蒋天下，被人称为蒋总，一改之前的地位。但蒋二翻身的机会并非是完全合法合规的，他装傻充愣，逃避税收。
蒋二们在故事中兴风作浪，“我”作为旁观者对他们表达了不齿和否定的态度。焦虑的核心依然是人的异变。整部短篇集中，每一篇都以较长的时间跨度来展现人的发展，似乎能听到作者对于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一种感叹。小说的传奇性也大大降低，因为高密对于人们而言已不再陌生，它就如同每一个高速发展的乡镇，都存在这些问题。
莫言所叙述的人的问题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后常见的问题，经常会在现代小说中被叙述，而中国在欧美的现代化浪潮的几十年后终于迎来了相似的障碍。依靠现代化的法律调节剪不断理还乱的乡里问题，显然是难以让新时代的《晚熟的人》回到那个豪情万丈的《红高粱家族》，莫言将自己作为小说的返乡主人公，他作为知识分子，显然受到了法制社会的熏陶，然而也并没有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斗士》中武功与方明德之间的仇恨绵延数十年，最终也悬而未决，可见文明社会的手段是难以解决这类实际问题。
面对这一无解的问题在，莫言本人或许没想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小说中隐含着似是而非的解决手段：传统道德与自然。
师徒制度是农业社会的一个代表关系，小说集篇首的《左镰》中的师徒关系就和莫言早期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有着相似之处，师傅培养徒弟，一代代地将技术传承，人与人的关系是垂直线性的。师徒制度依然能够存在于现代社会，它代表着技术、人品的传承与坚守，但短篇《晚熟的人》中，师徒关系被蒋二当作敛财的工具，传承的武艺也被用作坑蒙拐骗，《左镰》与《晚熟的人》中师徒制度差异也是人性变化。
保护自然更好理解。《天下太平》中出现的鳖也是自然的一个化身，咬住小孩之手的鳖引出无数的问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导致了问题的产生，而为了金钱破坏环境这一问题直接折射出了人的异化。
但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作者本人的焦虑实际上真的是农民本身的焦虑吗？实际上，虽然莫言早就将高密东北乡写进小说，高密成为了文化地标，但根据莫言本人对于高密的描述，他作品中的高密与实际地理上的高密有很大不同，可见莫言自始至终都在描写他创造的、不存在的精神故乡，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的想象中的乡村是一个英雄好汉王八蛋的魔幻时代，和历史上的山东高密有着极大出入，那么在他侨居北京多年后的创作出的《晚熟的人》只是换了一种想象的方式，成为了又一个被金钱浸润之地。旅游业和商业发展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如果莫言并非名作家，而是长期生活在高密的农民，他对于所谓的“人的异化”的焦虑究竟会降低还是加剧，这点就未可知了。
莫言本人作为知识分子，虽然想要以老百姓的立场写作，但生活阶层的不同导致的信息茧房终究会导致难以感同身受，真实的农村群体的焦虑与无奈，与新家园之下的知识分子的焦虑中间终究隔着阅历的差别，这样的家园失落带来的乡愁是真实的，但从另一面看，也许真正的农民有着新的焦虑。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