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而言，所谓“新”就是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的“热点”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层出不穷的“热点”引领了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有一些“热点”话题涉及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就属于这一类。这两个问题是：其一“理论之后”或“理论死了”；其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从“理论”到“文化理论”
所谓“理论”，就是一种思考和言说的方式，即借助于概念、范畴和逻辑推理对某种具体现象加以概括和论证，从而形成某种抽象的结论或观点。“哲学”曾经是“理论”这种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最为集中的体现，人们赋予了理论和哲学认识真理的伟大使命。但是一旦把这种能力绝对化，特别是把哲学或理论思辨的结果与“实在主体”，即具体的社会现实混同起来，这种能力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了。
理论的形而上学化是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偏颇，这也正是自康德以降三百年来有识之士质疑理论的主要原因。这种思想倾向有三个特点：一是“本质主义”倾向，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存在着某种内在决定性因素，只要找到了这种因素，事物和现象就被把握了。二是“具体性的误置”倾向，即误认为人的大脑中由概念和逻辑构成的“世界”就是实际存在的世界，从而遮蔽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三是缺乏变化眼光，忘记了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是变动不居的。
康德以降的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形而上学提出质疑，并采取不同的策略来避免重蹈形而上学之覆辙，其中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两种思想策略最具影响力。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试图借助三个关键词来克服形而上学：物质、社会存在、实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物质”的第一性，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存在”（社会存在）的第一性，在人的社会活动领域则强调“实践”的第一性。与马克思不同，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从生命个体的当下存在开始的。他不是用理论来建构一个概念的世界，而是对人的世界加以描述。
20世纪后半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终于酿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潮，这就是遍及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理论依然生机勃勃，但是它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从“纯理论”或“纯哲学”转变成了“文化理论”。所谓“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极广的概念，泛指20世纪以来产生的以社会文化为关注对象的各种理论形态。
与包括哲学在内的传统的理论言说相比较，“文化理论”有如下特征：一是反思性。几乎所有的“文化理论”都是针对某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或文化惯习的批判性反思，以至于到了解构主义那里，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本身也成了反思的对象。二是否定性。对某种旧有观念的否定是文化理论的出发点，文化理论是在否定中建立自己的理论主张的。三是专门性。文化理论与传统理论不同，从不试图建构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原理性的话语体系，而总是针对某个具体领域或某种方面、某种层面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言说的。
从“文化理论”到“理论之后”
在文化理论勃兴之前，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沿着三条路线行进：一是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的路线，这种批评把文学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二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文学批评和荣格的原型批评，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三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所坚持的文本中心主义文学批评，试图以一种“纯文学”的态度要求文学批评。
作为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大大拓展了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经典和当下文学现象的视野，让文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出来。文学理论，当它从文化理论的笼罩下挣脱出来之后，也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理论进入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依靠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艰辛努力，中国学界告别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渐渐确立起了理论思维的新传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传统之精华，建构起一种非中非西、非古非今、亦中亦西、亦古亦今的新理论应该是当今中国学人努力的方向。
“后理论”或“理论之后”这个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学界开始讨论。王宁提出，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出版并不标志着理论的死亡，倒是预示着当代西方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周宪指出，“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的理论有四大特征：一是从“大理论”向“小理论”转变；二是避免纠缠“琐碎细节”，关注“大问题”；三是“后理论”一方面反思自身的“体制化”和“国际化”倾向，一方面关注那些被理论压制和遮蔽的东西；四是重新关注审美经验的重要性。徐亮指出，“理论之后”是对理论终结的反应，它引起了反理论、改进理论和进入文学三种反应，其中后两种是主流。段吉方认为，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语境和思想指涉的特殊性而生硬地移植、转述进而进行本土演练，有时就会造成双向伤害。近年来邢建昌教授也持续关注关于“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的讨论，他同样坚持“后理论”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
在“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将呈现怎样的面貌呢？在笔者看来，那种不预设理论立场的“文学阐释学”一定会更有吸引力。所谓不预设理论立场是指不像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那样预先有一个鲜明的理论观点作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而是面对文学现象本身发问，让自身固有的“前理解”与文学文本信息发生自然而然的融合，从而生成阐释结果。文学阐释学应该是在克服了“文化理论”普遍存在的“强制阐释”之后的文学阐释。
关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理论思维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界的重要标志，那种认为文学是形象的、感性的或情感性的，因而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来言说乃至不能阐释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于是我们又遇到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问题。金惠敏教授在2004年第3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以此为题的文章，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笔者总体上赞同金惠敏教授的观点，不认为文学理论是为作家创作作品和批评家解读作品服务的。有时候文学理论确实可以对作家和批评家产生影响，但这并不应该是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
首先，笔者并不完全同意金惠敏教授关于文学理论来源的观点，即“从文学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命题”。文学理论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不是来自对文学实践的总结，而是另有其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常常是一种“共谋”关系——不约而同地成为某种趣味之表征。不同的是，文学创作以诗文风格、格调、意象和境界的方式来表征，而文学理论则以概念和命题的方式来表征。其次，金惠敏教授反对“现代性的‘文学性’理论”，反对“唯美主义美学”，倡导一种“社会批判美学”的主张笔者基本赞同。“审美”和“趣味”寓居的精神世界是要受到物质的现实世界各种条件纠缠的，同时它们也具有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功能，绝不是什么充满自由精神的人间净土。最后，文学理论如何才能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美学”呢？在笔者看来，文学理论的社会批判功能至少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所谓“社会批判”首先应该包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反思，而不仅仅限于对某些具体社会现象的批判。其二，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公共性言说，它必然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其三，“对文学的社会研究”是“文学社会学”的基本特点。一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的缩影，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揭示社会的问题。二是通过推崇和倡导某种与特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相关性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来实现文学理论与社会思潮的殊途同归。
理论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实际上并不存在灭亡与过时的问题。文化理论告诉人们反思、批判、质疑乃是理论的基本品格，这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学理论是理论关于文学的言说，但文学理论并不完全来自对文学现象的概括与抽象，而且它感兴趣的东西也不限于文学本身，文学理论具有中介性，它是联系文学现象与包括哲学、宗教、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话语之间的纽带。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