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自自立门户到今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被定义的，然“万变不离其宗”的，即其资料性。合着现代学术的方向，强调其“科学”是必然的。这里的“科学”不是假定讲述者的“客观”“中立”“无我”，恰恰相反，它已然预设了讲述者记忆的偏差，个体出于各种原因的选择与有意无意的过滤，若说它专业化的一面，那么首先在它的牢守有闻必录，忠实记录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不添油加醋，更不越俎代庖。

  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多地只是隐现于所历人与事的选择性记忆之中

  杨先生所讲述者，固然可以作为史料看，但以一般的标准，未必有多“硬核”。

  “硬核”之“硬”，指向的是史料之“实”，人与事的确凿与它的重要性。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蒋介石兼中央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杨先生所述，却是他视察女生宿舍时的尴尬；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是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杨士骧、杨士琦在清末政坛上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事实上，她细细道来，大部分讲述都着落在她周围的普通人身上，她的家人，她的同学，过从密切的朋友，或是有几面之缘的人，当然，由她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串联到一起。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趋于私人生活场景的记忆中出现。你可以说，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甚至可以说，有“八卦”的倾向。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她讲述的，都是她记忆中的事实，但此“实”非彼“实”——至少大多数人口中的“史实”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事实的堆积。与宏大叙事相比，个体的琐碎叙事因其所见者“小”似乎难沾“历史”的边而被“虚”化了。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杨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实”就“虚”的，或者说，虽不“避实”，然的确时常是“就虚”。这里的“虚”不仅指事之细微，还指此中渗入的个人体验。经历的实际发生过的人与事属“实”，与之相关的个人体验则为“虚”——所谓“历史的无情”，我的理解，有一义，就是它对个体琐细叙事的忽略不计，附着于其上的喜怒哀乐更是如同从未存在过。

  很多细节，属“于史无征”，却是非亲历再也想象不出来的

  读到过不少百岁老人的口述，多取谈话录的形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丰俭由人”——“百岁”即一种资格，限于身体状况与记忆力，完整、连贯的叙述已不可得，片段化的呈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某种意义上也许还更符合口述史的规定性。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原生态，这在杨先生读物中也构成了一类。

  有次她收到三联出的一本周有光先生的《百岁忆往》，小精装，大概只有五六万字，拿在手上，玲珑可喜。看了羡慕，她说她的口述也可以弄成这样，不费什么事就可以弄出来。的确，以当时积累下的录音，早够攒出一本了。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杨先生讲述的特点：这样的呈现，是以简驭繁的，杨先生讲述的与众不同处，恰恰是“繁”，即由她场景式记忆而来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还是组织到一定的上下文当中，更有效果，也更见其人；相应地，也就需要有一条完整的脉络。片段化的口述，也就有向着完整的自传的方向发展的必要。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简”体好比古人的笔记，不妨零散化，“繁”体则是完整的文章，须有完整连贯的叙事。前者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包含了大量的素材，然本身也可以作为故事来读。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确了：它应该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口述。

  这就需要讲述跳跃间留下缝隙的填补，时间线上的连缀，以及更多的背景交代，总之是更多解释的成分。“简”体转为“繁”体，事情一下变得复杂了，简单的文字转化、串联须代之以更复杂、细致的处理，做口述史原是当成“副业”的，结果很长时间里，成了我的“主业”。即便全力以赴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既然已去“简”就“繁”了，莫如一“繁”到底。这里的“繁”一是指面向读者的完整、连贯的叙事；一是指将杨先生讲述的种种琐细之处，不厌其详，尽可能纳入叙述之中。

  很多细节，属“于史无征”，却是非亲历再也想象不出来的，我怀有特别的兴趣（相信读者也类似），也特别珍视，因为它们通向了某种在场感。所谓触摸历史，所谓历史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即来自这样的细节。

  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它就应该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汇集与交响

  同样是出于“沉浸”的考虑，本书中收入了大量的照片——倒不是为了形式意义上的“图文并茂”。好的情况下，图与文可以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具体到这部口述中，即图片成为叙事的组成部分。

  杨先生因为出身世家，这方面“得天独厚”。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照相对寻常人家仍不是可以率尔为之的事，杨先生劫余还留存下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大量照片，不加利用，殊为可惜。因意在传递更多信息，不少图片都加了较长的注释，所“释”者，有时是照片本身，有时指向照片之外——图片成为叙事的由头，可以视为口述的某种延伸和补充，也可以说是杨先生的“对照记”，附带着，多少也“还原”了讲述的“现场”。其实不仅是这些图片注释，还有全部的口述，我都希望读者在面对杨先生讲述的“过去”之外，也能感觉到“现在”，似乎与我一样，身在讲述的现场，虽然这不大可能。因为讲述时的状况，也构成我们获取真实性的一部分。

  我更感兴趣的，恰恰也是杨先生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所谓“普通”，就是平常，并不有异于众。普通人的自述并非没有，比如郑念（杨先生口述中正好还提到过这位原本家在天津的名媛）的《上海生死劫》，但是郑念大起大落的经历使得她拥有了一个迥异于普通人的传奇人生。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然而在动荡纷扰的二十世纪中国，她经历的波折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戏剧性，从口述中我们也可看出，与同辈人相比，同她的许多亲朋好友相比，杨先生毋宁是幸运的，至少她的生活还算平稳。也就是说，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杨先生的口述当然首先是她的自传，然同时她的讲述中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师长，更是念兹在兹。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的个体的“命运”的汇集与交响。可不可以说，见证个体的命运，也就是在“见证历史”？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