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写这一本书，我要写我心里的东西。”

  2017年4月，一篇《我是范雨素》在不到24小时里，突破10万+点击量，在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北漂育儿嫂范雨素成了“网红”，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巨大的商机，她在出租屋里继续读书、写作。

  三年过去，范雨素完成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每年都有人问她，什么时候出版小说？她回答，还在修改，争取明年出版。“我只写这一本书，我要写我心里的东西。”范雨素说。

  2023年1月，《久别重逢》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范雨素与读者“久别重逢”了。

  “范雨素，1973年生，湖北襄阳市东津镇打伙村人，目前在北京做家政工。”这是印在《久别重逢》里对作者的唯一一句介绍。

  《久别重逢》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女主角范菊人幼时受到楚地鬼神文化的深刻影响，对院中一棵老桑树产生了幻想，并为此踏上了一生的寻根寻魂之旅。“我写的是我家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平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范雨素说。

  《我是范雨素》的走红，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皮村之所在。皮村位于北京五环外，本地人口只有两千多，但有三万多外来人口在此常住。范雨素就是其中之一。2014年，范雨素加入了几十位有文学兴趣的打工者一起组成的皮村文学小组。

  2015年，范雨素就在创作《久别重逢》，她说，这是一本与自己的生命相关的书，她想把一生都写到这本书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是皮村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他记得，有个周六，文学小组下课后，范雨素带来一大摞稿子，密密麻麻的信纸上写满了大大的文字。和文学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一样，范雨素不会使用电脑，文学小组的志愿者帮助她把手写稿整理成了电子版。

  在张慧瑜看来，《久别重逢》是一本“难以定义”的书，里面有汉水、有项羽，还有科学术语，它是一个女性离家出走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故乡、故土的寻根小说，还是一部生命轮回之书。

  范雨素说，小学课文中，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捞月亮》。到现在，仍然记得课文里的插图和课文里的最后两段话：小猴子伸手去捞月亮，手刚碰到水面，月亮不见了。老猴子一抬头，看见月亮还在天上，他喘着气，说：“不用捞啦！月亮好好地挂在天上呢！”

  对范雨素来说，写小说也如同“捞月亮”。在《久别重逢》后记里，她写道：文学是悲剧之美，是水中月、镜中花，是张继的夜半钟声，是刘长卿的杳杳钟声，是寺庙里的阵阵木鱼声。“我二十岁来到北京，在北京的鬼市摆摊，在东三环的一条马路上听到了各种各样诡异的、奇特的故事。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就是水中的投影，每一个人讲述一遍，就是影子被扔了一颗石子，故事显得神秘、模糊。我想把听到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如童年时做作业，把几个词连成一句话，或者是把几句话连成一段话，用连线的方式做题。我不知道如何把我听到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觉得用‘我’开头会让听故事的人更易产生信任，只有这样讲，别人才不会离开书场，才有人听。”

  去年出版的《劳动者的星辰》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作品集，封面上有范雨素的一句话，“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久别重逢》收录长文《我是范雨素》、小说《久别重逢》及11首诗歌、7篇随笔、4篇采访。张慧瑜感慨，读完这本书，他才意识到《我是范雨素》是《久别重逢》的压缩版，《久别重逢》把《我是范雨素》放在一个更宏大、更历史的视野中来呈现。《久别重逢》依然是“我”的精神自传，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问题，而小说中的“我”是一个自信、自主的女性。

  除了《久别重逢》，这些年，范雨素写的东西不多。她花更多时间看书，这是她一直以来的爱好。她说，“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久别重逢》里，也能看到阅读对范雨素的影响。她的语言风格诗意、简洁、明亮，这种风格来自古典诗词的浸润和大量文学阅读的滋养。同时，在简约的文风中时常带着令人出人意料的反转，那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厚度。

  “《久别重逢》分为两个世界，一面讲述了女主角范菊人在故乡成长与在北京漂泊的艰辛故事，同时又有奇幻世界的部分，楚地鬼神文化让范菊人经常陷入幻想，让她获得平等与自尊。”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评论家项静也把《久别重逢》视作一部难以简单定义的小说，其特殊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为观察和理解一代劳动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文本和资料。

  “我穿着一件用廉价料子做的隐身衣，但当我觉得能提笔写文章而且还能发表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了自信。原来我并不是一个那么差的人。”范雨素说。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