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通俗小说”，宽泛地来说，在以诗文为正统的中国古代，所有的小说都是“通俗小说”。较早用“通俗”命名于小说的作品是罗贯中在元末明初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对此作出这样的解释：之所以冠之“通俗演义”，是要在“理微义奥”的史家稟笔之法和“言辞鄙谬”的野史评话之间创造出一个“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新的文体。这实际上为中国传统小说确立了一种写作的范式。明清时期，中国章回小说领域陆续产生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所说的“通俗小说”，主要是指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继承传统章回体的某些文体特征、注重情节结构的传奇化和类型化的小说。当我们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去梳理通俗小说的发展流变，会发现这些小说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创新性转型。
家国情怀是通俗小说的重要主题
1840年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灾难深重，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张扬是时代的逼迫，也是时代的要求。这些观念和意识在中国通俗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通俗小说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呼吁民众奋起抗争、保家卫国。1936年10月，20余位作家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其中就有包天笑、周瘦鹃等通俗作家的身影，这展现了当时文艺界的大团结，也体现作家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视为做人的大节，是人格的重要境界。以张恨水为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在创作《太平花》，立即将原小说中的社会言情情节构思转换为抗战小说创作。整个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新民报》上主持了抗战文学重要的栏目《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发表了《弯弓集》《虎贲万岁》《大江东去》等一系列抗战小说。面对着异族的入侵，爱国爱民的民族意识几乎是通俗小说作家们的本能反应。即使是那些写江湖世界的现代武侠小说，作家们在写作中也不断地穿插爱国爱民的故事情节或者对当前局势发表一些感世忧民的感慨。在当代武侠小说创作中，例如金庸的小说，爱国爱民更被视作极为重要的文化观念。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百余年来中国通俗小说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的道德规范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重要底色。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要求以个性主义表现个人价值不大一样，中国通俗小说大多还是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人格。他们坚持家庭观念，坚持为人忠孝，反对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并以此作为是非判断的评判标准。民族国家和民族人格从来就是相辅相成，中国通俗小说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坚守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并从中显示出自我价值。
革命历史与“新传奇”小说的繁荣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创作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派、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作家们思考的命题。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中国通俗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创新性转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新传奇”小说登上了文坛。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杨沫的《青春之歌》、李晓明和韩安庆的《平原枪声》、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小说都曾产生广泛的影响。“新传奇”小说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国人民渴望新生活的奋斗精神，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
这些“新传奇”小说之所以称为“新”，突出的表现为中国通俗小说的美学形态与新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融合，开创了一条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新的路径。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是通俗小说重要的美学特征。“新传奇”小说活用了中国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程式和模式，将通俗小说的传奇性推向了新的境界。“新传奇”小说将战争作为题材，创造出现代战争传奇小说。《红日》的战争场面写得波澜壮阔，整个过程却一波三折，充满着悬念。《林海雪原》中仅有36人的小分队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中神勇地剿灭一个又一个顽匪，传奇的故事中充满了惊险、紧张和刺激。《铁道游击队》这支由火车飞人组成的小队伍，在勇敢机智地打击日军鬼子的过程中上演了一个个精彩的历险传奇故事。《新儿女英雄传》则将儿女情怀与战争传奇结合在一起，别有风味。
“新传奇”小说塑造了一批充满着侠义精神的时代英雄。例如，《林海雪原》中孤身深入虎穴的杨子荣；《烈火金钢》中与敌人拼刺刀的史更新、用大刀片砍杀敌人的丁尚武，还有进城买药的肖飞；《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银环姐妹和梁队长；《红旗谱》中粗犷豪爽、嫉恶如仇、行侠仗义的朱老忠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既有《水浒传》中侠义人物的影子，也有当代英雄的时代风采。
“新传奇”小说的文体格局虽有变化，但是基本上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体，分回标目、分章叙事、情节传奇。用传统的通俗小说的创作手法写出崭新时期的章回小说，是“新传奇”小说家们以作品展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重要方式，正如丁玲所说：“作家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从体裁上说，章回小说就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章回小说，我家的年轻人都喜欢看这些。我们要有志于写出今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来。”（《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人民日报》1985年6月24日）
世俗性的呈现和社会风云的文学记录
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注重历史传奇不同，百余年来中国通俗小说更关注当下社会的生活和时代风云变幻。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城市建设、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上海的经济繁荣与金融危机、国统区市民的生活与心态、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文化形势、新中国建立后的肃反反特、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国潮经商潮、官场反腐、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层次改革等等，通俗小说都有生动的记载。记录中国社会风云、描述都市人的悲欢离合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重要特征。可以说，百余年来中国通俗小说的流变史，就是一部百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
通俗文学之所以能够对社会变化做到这样的记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往往身兼报刊的主编、主笔，社会新闻是他们报刊写作的素材，也是他们小说写作的素材。二是通俗小说追求阅读的最大化，对社会热点的追逐和描述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为了说明事件的真实性，他们总是挖掘背后的史实，因而，通俗小说中的这些生活素材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有时还能弥补很多社会学资料的不足。例如，刘云若的《粉墨筝琶》写上世纪40年代初日本人在天津强征慰安妇的事件，整个事件的始末过程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均考证得相当详细。这是中国文学中较早的有关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记载，也留存着真实详细的史料证据。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等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而是中国人在异域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是中国人在一个新时期中的精神留存。
对章回小说文体的不断更新
“五四”新文学作家曾批评章回体，认为这是过时的小说文体。通俗小说作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1944年，张恨水在答谢重庆新闻界为他50岁祝寿时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梦》《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回……”（《总答谢》，1944年5月20日《新民报》）
张恨水改造旧的章回小说在他上世纪20年代创作社会言情小说时就已开始。到1930年创作《啼笑因缘》时，旧的章回小说中的人物杂乱、情节枝蔓、结构冗长、评述插话过多等弊病基本消除。除了张恨水之外，与他同时期的北派通俗文学作家创作的章回小说都对旧文体做了很大的改革。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白羽，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社会小说作家耿小的等人的小说文体都展现了新的面貌。可以这么说，中国现代章回小说的文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派通俗文学作家创作中已经成型。
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等人的创作促进了中国现代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金庸小说建立了武侠小说的人物成长模式，并以此作为小说情节的贯穿主线，将章回小说的模式化写作与生动、深刻的人性表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说生动的故事、写生动的人物，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小说美学呈现。张恨水、金庸等人能够构建中国现代章回小说文体，“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创作给予重要的影响。金庸的小说不仅接受新小说的影响，还从世界流行小说中吸取营养（例如法国小说《基督山伯爵》等）。
中国现代章回体的完美构建，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传统的叙事系统和美学模式能够在新时期实现创新性转型，能够创作出新的优秀作品。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通俗小说走向海外
中国类型小说是中国小说走向海外的重要的小说文类，金庸、麦家、刘慈欣等人的小说和大量的网络小说是当代中国小说走向海外的热点作品。它们之所以为海外读者所欢迎，是因为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以刘慈欣小说为例。科幻小说本来是西方小说的文类，刘慈欣小说的获奖以及在海外传播，与他的《三体》中所呈现的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生活有很大关系（尽管这种呈现是科幻式的呈现），与他小说中大量运用中国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的元素创造新的美学形态有很大关系。再比如中国在海外流行的网络小说，之所以主要是玄幻小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玄幻小说所具有的东方文化的色彩。中国作品能够为海外读者所接受，一定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生活的呈现，一定是因为中国传统美学元素所表现出的中国形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是故事精彩，怎样讲也非常重要。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