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历史上，作家批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短篇小说《水藻行》就是为了塑造他心目中真实的中国人形象而创作的，针对的是赛珍珠的《大地》，包含了他对赛珍珠的批评和否定。当代作家叶兆言的中篇小说《走近赛珍珠》（1999）以虚实相间的艺术手法，描写了赛珍珠在中国的创作和生活。到了2017年，第一位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华人作家、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哈金则借为《大地三部曲》繁体中文版写序的机会，分析赛珍珠1938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介绍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概括《大地三部曲》的文本特征，并简评彭玲娴译本的品质。

　　关于赛珍珠何以获得诺奖，即使在研究界，都还时常有人以为是因为《大地三部曲》，殊不知，赛珍珠之所以获奖，她为她的父母所写的两部传记，即《流放》《战斗的天使》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的评委之一、瑞典诗人、小说家，也是首位获得诺奖的女作家（1909）塞尔玛·拉格罗芙就说，她投赛珍珠一票，就是因为这两部传记。哈金认为，这两部作品文字“健朗清丽”，富于有关人生、婚姻和文化冲突的洞见，是难得的佳作；和不少诺奖得主一样，赛珍珠获奖后任凭如何努力，她的写作都未能达到新的高度。谈到这一点，哈金认为，赛珍珠反复强调中国小说说书式的特征，她获奖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内容过于戏剧化，情节离奇或牵强，有时候甚至违反逻辑，结果造成结构失调、章节混乱的缺陷。哈金认为，与此相对，西方小说讲究结构严谨，追求建筑美。当然，中国小说的特征是否就如哈金所说，尚可再做探讨，但是，赛珍珠后期确实写了不少粗制滥造之作，尤其是嫁给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之后，她往往是写什么出什么，未能保持她写《大地三部曲》时的创作水准。哈金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

　　哈金的序言颇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滤出了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在文本上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点，包括庄重古朴的文风、圣经影响下的语言、类似于寓言的情致。在哈金看来，赛珍珠对她笔下的人物和题材是“宽厚的”“热爱和敬畏的”，而这一敬畏就体现在小说那庄重而古朴的文风上，小说的语言也明显吸收了《圣经》的语言风格，具有“永恒和沉厚的质地”；哈金认为这种文风“有助于成就一种永恒的感觉，正好适合讲一个古老的故事，使得平实的句子下面暗涌着诗意”。关于《大地三部曲》的文本特征，哈金还特别指出，与文体相关的，或者就是文体带来的是充盈于作品之中的一种类似于寓言的情致。我认为，哈金指出的这一点对我们精准地把握赛珍珠这部杰作十分重要，因为他分析说，赛珍珠通篇都在努力将其小说所讲述的一个中国农民的故事提升到历史之上，使之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她写中国农民，包括中国女性，但又保持某种程度的疏离，具体的人名极少，场景也不点明，以便从中国故事的讲述中抽身出来，将这一故事的特殊性和人类与土地不可分割的普遍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金认为赛珍珠在艺术上是独具匠心。他的这一独到观察，对许多学者摆脱赛珍珠中国题材书写的真实与否的纠缠颇具启发性。

　　我想，哈金愿意为彭玲娴译本作序，对这个译本应当是认可的。我们知道，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第一部即《大地》1931年一出版，中国很快就推出译本，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七八个译本（含节译），但有好几种是合译，质量上参差不齐，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漓江出版社推出新译本，赛珍珠研究者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译本作为参考。现在，彭玲娴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赛珍珠这个三部曲的翻译工程，殊为不易。她不仅把赛珍珠笔下那久远而温厚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而且在译本中加上不少知识性和学术性的注释，包括纠正赛珍珠本人在作品中所犯的错误（如人物关系方面的小疏忽）。最后，她还认为，三部曲第三部的中译名虽沿用《分家》，但在赛珍珠这里，分家的意思不同于中国家庭兄弟切割财产，而可能指南北分裂的民初政局，或主人公王源与他父亲的关系，但更可能是通过洋房与土屋的对比，暗喻主人公在新旧华洋文化间左右为难的心境。我认为，仅凭这一见解，译者彭玲娴就建构了她的学者身份。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