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78年，遭受癌症折磨的苏珊·桑塔格完成了《疾病的隐喻》，疾病的切肤体验和日常遭际，让她获得了一种观察角度，对文学传统中的疾病话语予以审视和剖析。50年后的中国，一场浩漫的传染疾病不期而至，而痛苦漫长的拉锯仿佛一场正在上演的沉浸式悲喜剧，每个人都必须置身其中，不得不直面复杂的社会问题，品尝幽微的人生况味。这赋予我们一种热切，去重新审视不同阶段的各种文学作品中的瘟疫表达，而来自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也会给文学解读带入一种不同以往的角度。

　　《黛西·米勒》或许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最通俗也最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它写作于1878年，一开始是在杂志上连载，1879年以书籍形式出版。

　　亨利·詹姆斯1843年出生于纽约，早在写作《黛西·米勒》之前，他已反复横渡大西洋，陆续在欧洲游历多年。从幼年时代起，亨利·詹姆斯便随父母在欧洲旅行，瑞士、法国、意大利，住遍了欧洲的旅馆，就像《黛西·米勒》中所描述的那样，“除了旅馆，还是旅馆”。詹姆斯的父亲，热切地向往欧洲，其中不仅有对欧洲悠久文化的探索和鉴赏，还出于一种美国19世纪的文化冲动。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美国人，似乎有必要到欧洲去，去旧世界寻找美国的精神祖先。美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需要到一种异质的文化，才能获得分辨。可以说，对于上流社会的美国人来说，欧洲是一枚身份的试金石，自己身份是否尊贵，趣味是否高雅，行为是否得体，道德是否纯洁，欧洲标准是美国人用于定义自我的标尺。

　　而到了写作《黛西·米勒》的19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和工业大发展，铁路大亨、矿业大亨、投机商、冒险家，一夜之间更多的美国富豪诞生了。尽管，美国的富裕阶层仍然孜孜不倦的向往欧洲，但去往欧洲的目的却悄然改变。欧洲之旅不再只是追求高尚文化的精神之旅，它更多的成为了一种享乐方式。更通俗地说，欧洲旅行从一种上流社会特有的时尚，变成了一种新贵们时髦的花钱方式。一时间，美国丽人们穿着令人侧目的华贵服饰，居住着昂贵的高档饭店，带着惊人的财富和自信进军欧洲上流社交圈。新贵不仅冲击着欧洲人，给他们带来戏剧性的惊悚和惊喜，也冲击着旅居欧洲的美国人群体。

　　这就是《黛西·米勒》诞生的背景。漂亮姑娘黛西·米勒作为美国新贵的代表，在欧洲旅行中遇到了各色美国人。她的单纯、开放与自然，受到了美国同胞严苛的指控，男主人公温特伯恩也在黛西究竟是单纯还是放荡之间费解不已。最后黛西·米勒戏剧性的死于罗马热病——一种被认为与古罗马的瘴气有关的传染疾病。（实际上可能是借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疟疾，英语中疟疾Malaria源自中世纪意大利文“mala aria”，意为瘴气，因疟疾多发于沼泽而命名。）

　　研究者通常把《黛西·米勒》作为亨利·詹姆斯“国际主题”创作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聚焦于美国人面对欧洲文化冲击时的水土不服，美国式的单纯、开放在欧洲的复杂、世故面前不堪一击。很显然，黛西·米勒正是作为单纯开放的美国的一个缩影，但在小说中，她的对手却并非世故的欧洲人，相反是那些久居欧洲的美国人。欧洲的悠久、复杂、阴郁通过这些已经深谙欧洲之道的美国人传递出来。而在欧美之间的角力之外，还有美国人圈子的内部较量。正如前文所述，新贵们来到欧洲搅动的不仅仅是欧洲的空气，连带侵扰的是客居欧洲的上流美国人不安宁的神经和身份焦虑。

　　沃韦：“清教徒们”的后花园

　　小说的开头非常有特色。故事由一个全知叙事者将读者们带到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度假小镇沃韦，此时距离黛西·米勒的不幸事件，已经过去两三年了。在描述了小镇的湖光山色和旅游景象之后，作者将时间轴向前微调，为读者们引介了小说的男主人公——一个深受欧洲文化教养的美国小伙子，温特博恩。之后的故事，便通过全知的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同时引入了温特博恩主观视角作为过滤。

　　温特博恩在花园中与一位衣着华丽、十分漂亮的美国小姐黛西·米勒相遇，并自荐为米勒小姐做导游。温特博恩自觉与单身女性出行的行为不符合欧洲传统，但这小小的越轨令他激动不已。但温特博恩却发现这位小姐“一点也不尴尬”，“既没有愠怒，也没有不安”，仿佛与男性交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米勒一家的态度也令温特博恩困惑不解，黛西的母亲完全没有监护人的紧张。尽管温特博恩醉心于米勒小姐的自然与美丽，但也不禁困惑，米勒小姐究竟是一位坦率的淑女还是粗野的女孩？她的直率是一种国民特质还是一种个人教养？

　　在黛西·米勒与温特博恩单独出游的30年后，E·M·福斯特在1908年出版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描绘了“有教养”的欧洲男女应有的相处之道。乔治的父亲热情邀请露西小姐与自己更换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时，露西陪伴者巴特利特小姐是如何的恼羞成怒，她简直不敢相信竟有男士会做出如此无理的搭讪。或许在1908年，巴特利特小姐的愤怒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但是30年前的欧洲，美国女孩的我行我素恐怕也的确令人侧目。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风格常常是欲言又止，模棱两可，充满了寓意和暗示。尽管《黛西·米勒》异常的生动而明快，但这并不妨碍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埋藏幽微的线索。小说开头在日内瓦附近小镇沃韦的设定并非偶然，日内瓦作为加尔文派的中心，代表了严谨、保守的欧洲氛围，同时也代表了小心翼翼在欧洲谋求认同感的美国人的自我训诫。为了摆脱鲁莽、庸俗、缺乏体统的美国式印象，上流社会的美国人不惜加强自身的清教徒的严谨性，更为激烈的捍卫传统，以证自身。

　　但沃韦不同，这个度假小镇的美丽和慵懒，蓝得出奇的湖面、温和的月光，都柔化了清教徒的严肃气质，让温特博恩这样的美国年轻人能暂时性的逃离窒息空气，试探性地打破陈规，进行社交冒险。而对于缺乏社交经验的米勒一家而言，沃韦的湖光山色分散了注意力，此时他们还尚未察觉到旅欧美国人圈子中潜藏的重重矛盾。

　　罗马：暧昧而复杂的空间

　　温特博恩那位严谨的姑母科斯特洛夫人曾向他暗示，尽管米勒一家看起来讲究而富有，但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并不太高。这是黛西·米勒在旅欧美国人圈子中得到的第一个评价。

　　1月，温特博恩如约来到意大利，故事的地点从单纯的度假小镇，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复杂且暧昧的空间：罗马。与严谨的日内瓦不同，罗马所代表的欧洲分为两个维度，一面是古老的艺术和传统，令人仰慕，另一方面，它又是混乱的，充满未知的风险。而在这一场域中，以黛西、温特博恩、沃克夫人为代表的几类旅欧美国人，开始摩擦碰撞。

　　首先出场的新人物是沃克夫人，她在日内瓦旅居多年，此时正在罗马过冬。这同样是一种暗示，又一位在欧洲传统下自我规训的美国人。沃克夫人可以看作是严苛保守的科斯特洛姑妈的一种补充，因为孤傲的科斯特洛姑妈已严辞拒绝与米勒小姐见面，而略微温和的沃克夫人的出现，目的则是让读者感受到新旧贵族之间正面冲突。

　　在社交场，米勒小姐的野性和我行我素，是自成一体的旋风，她不但不遵守上流社会女子的行为准则，比起在沃韦与上流社会的美国男士单独出游，这次她引入了一项更加危险的因素——身份可疑的外国男子。“随随便便的结交了半打专门追逐有钱女子的罗马男人，还带着他们到处串门。”如果说米勒一家的乡间暴发户出身引发的是上流社交圈微妙却不算张扬的拒斥，黛西与下层阶级的交往却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危险行径，像是在稳定封闭的上流阶层中引入病毒一样，令人坐立不安。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沃克夫人的公寓外。黛西要去附近的品齐欧公园，与她那位“身份可疑”的意大利朋友乔万内尼一起散步。此时，罗马热的威胁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沃克夫人先是百般劝说，因为车水马龙的高峰时刻容易感染热病。黛西·米勒没有听劝，沃克夫人随后急急忙忙赶着马车追赶出来，试图最后挽救一下这个野姑娘，“叫她上车，带着她在这儿转悠半个小时，这样人们就会发现，她还不太野，然后再将她送回饭店”。

　　这里与其说是传染病的威胁，不如说是一种异乡人的身份焦虑。令沃克夫人紧张失措的是黛西·米勒的缺乏教养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她的不谨慎，会让美国人在欧洲传统面前显得可疑而庸俗，会让旅欧的美国人遭遇集体的身份危机。黛西像是一个疑似感染者，她轻率地突破阶层的界限，接触了下层社会粗鲁的病毒，如果不及时加以隔离和放逐，她便会危害到整个上流美国人的健康。

　　斗兽场：瘟疫的惩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特博恩对黛西·米勒的犹豫、困惑和行为的延宕，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张力和结构的推进。面对泼向黛西的诋毁他时而不屑一顾，认为黛西是真诚而单纯的，时而又难以说服自己将黛西屡屡突破阶层界限的行为视为正当的淑女行为。

　　温特博恩对黛西的感情沿着两种倾向分化：其一是努力寻找黛西天真无辜的证明，这样当他宣称爱上她时，不至于在阶层问题上犯“致命的大错”；其二则是一种贬低黛西所属阶级的冲动，这样他也可以无虑地回归美国上流同胞们稳定而统一的价值观。

　　在温特博恩的犹豫档口，美国移民们渐渐放弃了黛西·米勒。温特博恩“在那些熟人家中也再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他们不再邀请她做客，而且还表示要向敏锐的欧洲人郑重宣布，尽管黛西·米勒小姐是个美国姑娘，但她的行为并不具有代表性，就连她的同胞们都认为她的行为很不正常”。疑似沾染了下层阶级危险病毒的黛西·米勒，渐渐被隔离在美国社交圈之外。

　　但黛西·米勒似乎毫不为意，仍旧我行我素。最终，温特博恩在深夜古罗马斗兽场中看到正在欣赏夜景的黛西·米勒与乔万内尼时，他下定决心将黛西·米勒定义为一名轻浮女子，而不再对她抱有任何尊重。此时，古罗马致病的瘴气再一次复苏，化身为一种道德上的训诫和惩罚，吞没那些没有遵守社会规则做好自我保护的女性，让不小心的姑娘们在传染病中丧命。这种社会规则不仅包含了男女交往正确方式，还包含了女性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交往对象。须知就在半年之前，在沃韦的小镇上，温特博恩也曾殷勤地邀请黛西·米勒泛舟夜游，但在清教徒和上流阶级身份的双重保证之下，这样的夜游显然没有致病的危险。

　　50多年后，古罗马斗兽场中的罗马热病在伊迪丝·华顿的作品中有了一个更为阴郁的指涉。一个女子为了争夺夫婿，设下陷阱，她用一封冒名的情书让情敌前往古罗马斗兽场幽会，意图让情敌暴露在危险的空气中感染罗马热病而死。与黛西·米勒事件一样，斗兽场的瘴气从不会放过任何有道德瑕疵的女性。但与一意孤行的米勒小姐不同，这位鲁莽的女子感染热病后痛定思痛，抛弃前尘，抓住最后一次婚姻的机会，重新回归上流社会。她大病一场，但死里逃生。

　　从黛西·米勒的同胞来看，黛西·米勒或许死于鲁莽，死于行为失检和道德瑕疵，但我们也可以说黛西·米勒死于急于撇清的美国同胞们的诅咒和谋杀。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