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连光景，追昔怀旧，一度是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来批判的。过去不少朋友撺掇我写回忆文字，我因兴致阑珊而谢绝。最近看到报上连续报道袁可嘉、金隄这两位远在大洋彼岸的老熟人先后病逝，我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如果我不写点什么，真有点对不住当年几乎每天见面的这两位早已“陌生”的老朋友了。
   
    话要从自己说起。1947年，我宁可迟一年毕业，以清华中文系三年级肄业的学历毅然转学到北大中文系三年级来。原因是在沈从文师的提携和关爱下，我可以边读书边找副业以贴补家用。那时我已娶妻生子，上有老母，不得不想办法自食其力。说也奇怪，我是中文系一个学生，交往的人多一半却是学外文的老师。前辈的有常风先生，同辈的则有夏济安、袁可嘉和金隄。除济安年龄稍长外，袁、金两位只比我大一岁。得以结识他们有外因，更多的是内因。当时常风先生协助朱光潜先生编《文学》月刊，可嘉协助杨振声先生(其实杨先生只是挂名)编《大公报》的“星期文艺”，金隄则编《经世日报》的副刊。在这些园地，我都发表过文章，几乎全是书评。后来从文师也把一个“文学副刊”交给我编，于是我和这几位外文系的师友交往更加密切，经常在稿件方面互通有无。而真正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是由于有共同语言。当时夏、袁、金诸公都住在现已成为被保护的文物的“红楼”，我是他们单身宿舍的常客。我和袁、金两位所以谈得来，主要因为我们都是新诗爱好者。那时我是“汉园三诗人”的崇拜者，尤爱读卞之琳先生的大作。已经快进入21世纪了，周一良先生竟发现我曾给《穆旦诗集》写过书评(穆旦也是治外国文学的)。我说，我不但喜欢他的诗，而且我们都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是同门师兄弟。至于夏济安，则除谈文学外，我还是他看京戏的“顾问”。他是经我建议才开始有的放矢地跑戏院的。
   
    同可嘉、金隄谈诗，他们大抵从“洋”角度看问题，我则从对传统五、七言诗的理解来发表对新诗的看法。但居然经常谈得拢，有些不同看法彼此也都能接受。比如对诗的格律问题，神韵与性灵之类，我们并无多大分歧。我对当时流行的西方诗歌多少有点肤浅认识，都是得到可嘉教导的结果。
   
    我和金隄友情更深一些。除了经常出入从文师门下以及交流报刊编务之外，我还推荐他给我一个亲戚去当英文“家教”。那位舍亲常留我们吃饭。有时酒酣耳热，金隄更能张扬个性。直到有一次他醉后大发狂言，我们才不敢放量饮酒了。偶尔我和金隄也凑在一起打桥牌，但机会不多。
   
    1948年，一位美国青年学者来北大访问，由金隄组织了一次小小聚会，座上有可嘉、济安等。金隄把我也拉去了。与会者都能讲英文，只有我是穿长衫的，“土头土脑”。金隄在逐一向洋人介绍时，因我专写书评，便封我一个“批评家”的头衔。那位洋人一个劲儿用惊诧的眼光上下打量我，金隄还当众吹捧了我几句，我忸怩得几乎想溜掉。事后金隄对我说：“你太见不得世面了，这个来者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何至于如此胆怯!”我说：“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我决不参加了。”
   
    上个世纪50年代，金隄在一家西文杂志任编辑，约我写文章，由他译成英文发表，不久便因“反右”中辍。到上世纪80年代初，金隄在天津外语学院做英语系主任，想拉我到天津去教书。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不少西方汉学家来华访问，如果我去那儿，主要工作是由我“送往迎来”，专门应酬洋人。因为在天津外语学院懂中国文史的人太少了。我最不善于此道，只能婉言谢绝。接洽事务当天，金隄留我在他家午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949年以后我一直未再见到袁可嘉，但一直关心他的行止。听邵燕祥兄说，有一次他们结伴旅行，可嘉因车祸受伤，一时未能回北京。我曾动念去看望他，但因长久没有联络，终于未敢冒昧前去。后来听说他到美国去了。如今幽明永隔，想见也见不到了。即使他健在，可能也早已忘掉我们六十年前促膝谈心的情景了。
   
    俱往矣!袁、金两位先生在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里都做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我却至今一事无成在混日子。这篇小文也算是逝者给我以得附骥尾的一次机会吧。

    2008年除夕写于京郊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