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新版《上海文化》主编

    《上海文化》从今年起开始改版，批评家吴亮担任主编，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日前，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吴亮。

    问:由你新任主编的《上海文化》从今年起开始改版，许多人都在期待中，你能否介绍一下这本杂志会在你手中发生什么变化，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你将在改版后的《上海文化》中如何体现出你的个人风格和对当下文学的个人见解？

    吴亮:谢谢你的关注。改版后的《上海文化》将重新回归为一本立足于当代的文学批评杂志，依然是双月刊。你说得不错，它将是一本值得期待的杂志。但问题并不在于杂志刻意要有什么变化，而在于文学现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势下，一本文学批评杂志要做到让许多人来关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它目前所希望做到的，无非是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在我看来，就读者面而言，当前任何一本严肃的文学批评刊物都不过是一本“小杂志”，它吸引的也许只是一小部分对文学具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才是文学批评的理想读者。

    问:你的意思是，文学批评在今天面对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了？吴亮:众所周知，今天的文学早已不仅仅是文学，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必须修正对文学批评的传统定义，即不再将文学批评简单看作是对小说或诗歌的评论，而是要先把文学批评放到一个远为宽广的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再返回为这一小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感受力及世界观表达。这当然不是说要将文学批评变得无所不包，它仍然必须是基于文学的，因为只有把我们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都处理成文学问题，把一切思想都转变为文学思想，把一切观点表述为文学观点，才符合我们改版这本杂志的初衷，的确这样，我这么说，绝不是一种语言游戏。

    至于说到我的个人风格，我想正是我应当谨慎对待的，必须防止一本杂志流露出主编的个人喜好与偏见，不然很容易以风格的名义把杂志搞出某种个人腔调。确确实实，我想塑造出一种“杂志的风格”，但它应该是生成中的，而不是被预设的，改版后的《上海文化》今年刚出了第一期，现在就说这个，还为时过早。

    问:你说它将是一本当代文学批评杂志，你能为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吗？因为我发现在《上海文化》今年第一期中，文学史似乎占了不少篇幅。你不仅专门设立了“文学史”栏目，而且在“非焦点访谈”和“阅读札记”等两个栏目中也令人瞩目地安排了文学史研究的内容，甚至在另一个很吸引我们的“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栏目里，被评论的虽然是当代作家王朔，可是被评论的作品不仅是王朔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动物凶猛》，而且评论者的兴趣完全投向了一座七十年代的北京城，这出于什么特别考虑呢？

    吴亮:我并不认为“当代文学”仅仅是指“最近的文学”，它应该被定义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发生的文学。历史其实始终活在当下的现实中，历史并不是化石，甚至不只是幽灵，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随时用各种方式召唤它们。说到底，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表达，它所描述的一切全部是过去时态的，文学最终源于人的记忆及在此基础上对既往生活的语言挽回，记忆不仅是历史之母也是文学之母。

    当然，短时段内的当代文学，即那些刚刚发表的作品，新涌现的年轻写作者，争议和辩论，我们都应该纳入批评视野，不过得给《上海文化》以时间，即时作出反应也许来不及，但敏锐，介入当下，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另外我想说的是:一本文学批评杂志的态度、倾向、视域和关注重点，甚至包括它的行文风貌，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我一再说希望我们的“理想读者”能够觉得它值得期待，而且是持续的值得期待。

    问:你几乎参与了这本杂志的全部组稿，以你的感觉，当下的文学批评界有些什么特点？和你熟悉的八十年代的批评有哪些差异？主要问题在哪里？

    吴亮: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要求一本批评杂志的主编来评论他所置身的文学批评界，难道不需要尤其谨慎吗？而谨慎无疑会妨碍评论，真的，这太困难了。

    问:有影响的文学批评杂志国内已有不少，而上海的文学批评曾在文坛拥有很高名望，你打算如何延续这样一种地位？或许这就是有关决策者将这本杂志交由你来主编的原因之一。但以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界以及当下学院文评体制的了解，难度似乎太大，你觉得呢？

    吴亮:我只关注文学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对现实比较迟钝，哪怕是文学批评界的现实。我无意去延续什么八十年代的传统或文学批评曾经拥有过的虚幻地位，那些事情与今天的一本文学批评杂志无关。近几个月我新结识了许多高校里很有想法的年轻教授与博士，还遇到不少非职业的年轻写作高手，尽管我在文学界的老朋友是那么的多，但我始终不敢怠慢年轻人！文学批评界的情况可能并不那么让我沮丧，学院文评体制也绝不可能扼杀真正有才华的学者和批评家。可能，我总愿意把事情朝好的方向去展望吧。

    （实习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