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援蜀记》树起报告文学灾难题材写作标杆

　　“在《晋人援蜀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义’字。作家不管是写报告文学，还是写小说写诗歌，都需要有一个道德坐标。文以气为主，气盛则文畅，有了道德坐标，文章就有精神，有气象。”评论家何西来最近在《晋人援蜀记》的研讨会上表示，就个人视野所及，他认为赵瑜和李杜的《晋人援蜀记》 是自己所看到的反映汶川地震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报告文学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就是面对重大题材，常常是急就章，常常是报告大于文学，常常只是素材的堆砌。那么，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好“报告”和“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表示，《晋人援蜀记》为如何写作大题材提供了成功的典范。“《晋人援蜀记》写出了地方色彩，而且这种地方色彩的描述又带有很强的文学性，这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胡平认为《晋人援蜀记》对于以后创作灾难题材的作品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称赞《晋人援蜀记》平民化色彩很浓，无论是作家的叙述方式，还是作家的写作姿态，都减少了思辨的特征，增强了平实的叙述，非常平民化。雷达尤其欣赏《晋人援蜀记》的语言，优美而亲切，是以民间心态知底贴心地写的，没有夸饰和教化式的语句。雷达说：两位作者是晋人，由晋人写晋人援蜀记，本身就有打动人心的地方，使读者一看到这部作品就很容易进入，感到很亲切。“读了赵瑜、李杜的这部作品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报告文学有多种写法，就看作家怎么写。”

　　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反思了近3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后表示：“有些报告文学杂志开始卖版面了。这对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2008年，我国经历了许多大事情，如何写得精彩，让读者主动去买去读？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研究得不够。”何建明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是讨论出来的，而是放到市场上在读者的回馈和反响中锤炼出来的。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