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退”再“退”的陈丹青(blog)，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带来了新作《荒废集》。为大陆报刊写了那么多专栏的梁文道，终于在大陆出了第一本书《常识》。在昨天开幕的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上，陈丹青和梁文道这两位公认最能“说”的写作者首次坐在了一起。这两位对中国文化、时事不时发出深刻批评的读书人，在“锵锵二人行”中谈各自的写作、谈“常识”、谈国家大事，思考依然深刻、批评依然尖锐、语言依然幽默。

　　谈写作：

　　慢工细活和短兵相接

　　陈丹青和梁文道，不约而同地以一袭黑衣出现在演讲台上，还自嘲两个光头凑在一起胡说八道。以往总是以中装出席演讲的陈丹青此次却改成了西装，“这样就没人问我，‘为什么穿中装？’”陈丹青说。而穿了中装的梁文道则开玩笑地说：“我这样子就是山寨版的陈丹青。”

　　从光头、着装到尖刻的批评言论，陈丹青和梁文道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不过在谈到各自写作时，陈丹青说自己写得很业余也很慢，他很佩服梁文道写得又快又专业。“我觉得梁先生非常专业，我是业余的。另外我写得很慢，改的地方非常多。”对此梁文道也感同身受地表示：“我看陈丹青写的东西，就觉得他写得很慢，一定是慢慢思考，快的东西是像我那种，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匠，每天早上收到电话要写什么稿，然后我说什么时候要，他们说两小时行吗，我说好，然后开始写。”

　　梁文道的专栏文章遍布两岸三地报刊，能对时事作出非常迅速的反应，“他非常迅速，短兵相接。”陈丹青佩服地说道。不为报刊写稿的陈丹青则不需遭这份罪了。“他(陈丹青)用的文字，我看的出来是很讲究的，但是那个语气不是直接的，造成一种很奇特的节奏感。”梁文道对陈丹青的文章评论道。

　　谈常识：

　　理论过剩，常识稀缺

　　梁文道首部在大陆出版的作品名字叫《常识》，谈的也是时事，“我记得事件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讨论，也看到一些学者出来谈，看到学者出来谈我就乐了。有一个教授工商管理的学者说，中国太不注重企业责任，说企业要尽责，还讲了一大堆理论。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企业责任问题，而是常识。常识是你做食品不能下毒，这个如果算是企业责任的话，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

　　新书谈常识，梁文道说自己的所有思考其实都只是常识而已，“我觉得今天最可悲的地方是常识很稀缺，我们有一大套理论、名词、很好听的东西可以用来包装，我觉得这不必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个大城市都应该有像样的美术馆，这是一个常识。”“我记得在30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理论家说，我们现在全党和全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恢复常识。”陈丹青附和说。

　　谈阅读：

　　现状让人沮丧

　　阅读是陈丹青和梁文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谈到中国比较低的阅读率，陈丹青沮丧地说，在欧洲国家和日本几乎一半人都在看书，不是看报纸，就是看书，每个人手里一本书，像课堂上一样，“我相信中国读书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但阅读人口比例让人沮丧。” 谈到过去一年最喜爱看的读物，陈丹青居然提到了早报创办的《上海书评》，“里面十篇文章九篇都是可读的，特别好。”

　　不过在梁文道看来，与香港相比大陆这边的阅读氛围不算太糟，“香港很糟糕，你搭地铁，如果拿着本书看，别人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怪，为什么会看书。你可以在地铁里看东西，但必须是跟生意有关的事情，这是香港很让人悲哀的地方。”

　　谈2008年：

　　“山寨文化”or“空白”

　　2008 年刚刚过去，梁文道的每一篇专栏都在关注这个每日变化的世界。谈到2008年间给自己印象最深的文化事件，梁文道脱口而出的是“山寨文化”。“突然之间，大家很关心山寨这个事情，但是更有趣的是，山寨文化看到今天整个中国大众文化的调侃性格，比如像央视办春晚，有人要搞一个山寨春晚，然后大家很高兴，觉得很有创意。这个事情分两面看，一方面大家都在拿今天的主流文化或者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开玩笑，试图颠覆强大的所谓主流，但可悲的是，我们最有创意、最能够发挥想像力的东西都是想办法怎么去调侃。”梁文道说。

　　而陈丹青则说，对他而言2008年似乎不存在一样，因为所有的事件那么快地就会被遗忘。“我觉得2008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