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兵 

    《后窗》  吴正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能否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能否以文体家命名之，往往是判断一个作家艺术世界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吴正先生并不是一个以数量取胜的小说家，但是在其为数不多的小说里，他俨然已经营构出一种别致的文体风格，以其特有的时空自由穿梭的叙述方式，描摹一辈人的沪上风华，且置其于今日香港繁华迷离的镜像之下，在时代剧变的夹缝里，将一段段遍布离愁绮恨的苍茫心事娓娓道来，充满了红尘起落的同情。

    他的最新小说集《后窗》共收录了《爱伦黄》、《后窗》、《风化案》、《姐妹》、《叙事曲》五个中篇，而最能体现其文体特色的是《后窗》。

    《后窗》的故事并不曲折，写一个少年郎对一个少妇范女人和她的女儿“西西里岛美丽传说”似的朦胧情感，这情感在“文革”的肃杀冷酷中极不合时宜，却成了一颗执拗地在心中发芽生根的种子，让主人公在暌违数十年后，重回沪上踏上寻梦之旅，一切似曾相识，一切又恍如隔世。作者用川流不息的回忆来推动情节的演进，但在叙述口吻上又绝非简单地回眸顾盼、照直讲述过去的故事那么简单，而是在前世与今生之间频繁“换挡”，策略性地制造梦境与现实的混淆。这样的时间迷局不由让人想到柏格森的时空观。在柏格森看来，用理性与逻辑去衡量的时间与人们实际感受到的时间是两码事，同一段计量意义上的时间，有人感慨度日如年，有人觉得时光飞逝如电，所以从他的生命直觉理论出发，柏格森提出了“绵延”的概念，认为时间乃是用直觉去体验或以内省的方式感悟到的自我内在生命的流动。它与物理时间不同，后者线性地指向将来；而“心理时间”既能预示未来，更能包容过去，是绵延不绝的。而《后窗》里，当故事展开时，叙述者是用这样的句子涉入回忆之河的:“我见到了我自己:一个十四五岁的我，正在一座剥落残破的晒台上倚栏而站。”又比如，主人公在范女人被游斗的时候，于刹那间偷偷把她甩掉了的一只鞋递给了她，范女人“一脸惊奇地掉转头来望着我”，叙述者这样提醒读者:“注意:我用‘着’字是代表一个长长的心理流程的连续性。其实，一切都是那样的短暂，短暂到这片混乱而沸腾的环境中，根本不会有谁去注意到。”显然，吴正先生对过往的叙述依赖的就是根植于生命律动的心理时间，也正是柏格森所谓的“绵延”。这当然是一种意识流，但又非头绪纷杂、思路紊乱的意识随意的扭结，吴正的小说虽如铺设时光的迷廊，但并不难读，他不过藉此种叙述超越此在的机械境遇，让人生之流的任意一个节点都成了与回忆骤然遭遇的相逢。

    与恍兮惚兮的时光交错相对应，吴正的小说在空间上也往往跨越沪港双城。《后窗》的五个中篇其实共享同一个原型结构，即由沪抵港再由港返沪。已有不少评论者指出，吴正的“双城记”进一步强化了他独特的“意识流”叙事，在时间之外，更向空间扩展，所谓“时空错动，一代梦痕”。但在我看来，“双城”叙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借由香港镜像，更生动地呈现出了海派文学谱系里那种久违了的文化与美学上的感性。

    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里比较沪港两地时，曾谈到:“半个世纪的革命确实毁掉了整个的中国城市文化以及它的都市感性。惟一的置身革命漩涡之外的都会就是香港，而一个城市需要一个‘他者’才能被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以香港作为“他者”，用细密繁复的生活细节营构上海都市的世俗质感，那种敷衍里不乏夷然的人生态度正是海派文学的神髓所在。而吴正的努力正与此相似，他笔下的香港人物都有深重的怀乡病——爱伦黄痴念着“卡尔登戏院侧边的国立音专”(《爱伦黄》)，琴师杨晓海难忘成长的“极司菲尔路”(《风化案》)，海民第一次见翠珍是在那条叫“梅白克路”的街上(《姐妹》)，任胤的“叙事曲”奏响于“溧阳路1687弄2号”(《叙事曲》)。这些被清晰标注的地名，牵连着执拗的怀旧，更源于身份的困扰。这些“香港人”虽然身处香港，香港却成为他们生命里的“他者”，必须要靠实际或冥想中的返回，来抵达人生的完整。蹩脚的写手总爱罗列象征性的道具，高明的作者却每每带来过往犹在的质感。由此而言，上海之于吴正也同样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置，上述那些清楚的地名背后是漫漶无际的沪上风华，连带着个人成长的隐秘记忆。

    吴正先生的小说恰如一台精良的时空穿梭机，出入于人生中的一扇扇“后窗”，向记忆里的上海致意，在繁华春梦的醒与醉里，接续起海派叙述的旖旎风神。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