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敬泽 

    《卡奴亚罗契约》，奇怪的名字。在这个名字之下，有一份独特、陌生的经验——张庆国这部长篇是边疆的、草野的、掘金者的、传奇的；无论古今，远方化外、欲望与横财都是深植人性的想象域，所谓“传奇”，传的就是人性中狂野不驯的一面，远方的、暗夜的、迷恋偶然和奇迹。

    但张庆国的传奇倒不是暗夜的梦想，我知道他曾数次往返偏僻山野，与掘金流民同吃同住——对我们来说是远方是奇观，对张庆国来说，这是身边之事，是平实确凿的生活。《卡奴亚罗契约》既有传奇性又有反传奇性，张庆国在其间的张力中获得了叙事的力量。实际上，这部长篇小说有一半的篇幅是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生活中展开:对野性的幽深的山野来说，阳光刺目的城市何尝不是远方的传奇？这种相互的传奇化透露着这个时代的经验缭绕吊诡的结构。

    张庆国一向是一个深思多虑的作家，很多作家是删繁就简，张庆国是由简必定入繁，虽然他要承受相伴而来的压力、困难甚至笨重不灵。像一个心事重重的木匠，他总是在自己打制的普通家具中，埋藏一些不为人知的复杂机关，并由此享受隐秘的乐趣。他的小说大抵入手平易，愈出愈诡，飘忽不定——这很危险，因为小说世界的飘忽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糊涂，其间的分际薄如刀片，想把别人绕进去最后失手绕进自己去的作者是常有的，张庆国有时也不能幸免。

    但《卡奴亚罗契约》中，张庆国做到了复杂也做到了精确，城市与山野的对位、山野的欲望与城市的欲望的对位，在“黄金”意象的延展、转喻中组织得丝丝入扣。

    还有虚与实的对位。“卡奴亚罗”这个地方并不存在，纯属杜撰，而小说里的“昆明”却在小说之外有一个实在的地理和生活实体。张庆国给自己制造的危险是，卡奴亚罗很容易变成一个“寓言”之地——我认为，“寓言化”基本上是中国的小说家们冒充高深和掩饰懒惰的捷径，杜撰虚构是小说家的天职和权利，但寓言化决不是不及物，你首先得让我们相信狐狸和乌鸦确实在，然后才能展示寓意。这种“相信”系于虚构的基本能力:用砖石垒起空中楼阁，而决不是小说家的一气化三清——虚的必是实的，这是何等简单的道理，但我怀疑很多人都没有想清。

    “卡奴亚罗”在这部小说中是确切的，它的风俗、经验，关于采金的丰富知识，详尽具体，如此实地写一个虚地，它的“实”和“虚”就真是飘忽不定了——或许，在小说内部，卡奴亚罗是相对于“昆明”的“虚”，是事物的反面或阴影或真相？或许，相对于卡奴亚罗的“虚”，“昆明”的“实”倒显得可疑显得表象显得不那么确切不那么理所当然了？

    “昆明”是一个实地，这不需要张庆国证明，但问题的有趣和复杂之处在于，当一个小说家煞有介事地向你证明你眼前的一切为实时，你反而会在坚固的砖石间看出溶化和消散的轻烟——〈尤利西斯〉里的都柏林何等的实，实到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幅精确的都柏林导游图，但注视着那些文字，你真的认为那是小说之外的那个都柏林吗？

    所以，话题回到开头，哪里是远方，何以是传奇，这在“卡奴亚罗”和“昆明”的复杂对位中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关于人心、关于我们的生活的问题。

    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最根本的脉络就是关于“虚”与“实”的思辨，《红楼梦》之奇观尽在“虚实”之间，这份遗产久已被我们废弃遗忘。读《卡奴亚罗契约》，令人起怀古之思，先贤远去，依稀有来者否？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