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彦

    年初，“联大人”许渊冲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更名为《逝水年华》由三联书店再版，《续忆逝水年华》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与此同时，另一位“联大人”吴讷孙（鹿桥）的小说《未央歌》，早在台湾已再版多次，并且十数年来早就在大陆西南联大追慕者间私相流传，也终于由黄山书社出了大陆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联大”叙事成为持续不断的热潮。除了汇集联大人作品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大规模的西南联大资料汇编、以及大量的研究性著作以外，坊间还流传着多种记事与抒情兼具的回忆性文字及文学性作品。如上述许渊冲的回忆录、吴讷孙的小说，还有赵瑞蕻《笳吹弦诵忆旧游》、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兆武《上学记》、宗璞《南渡记》《东藏记》、汪曾祺的大量回忆性散文、以及散落在联大师生如冯至、卞之琳、王佐良、周珏良、杜运燮、郑敏等人文字中的回忆性章节。这些文字记述联大课堂内外生活，回忆师生交融景况，建构了一种对于“西南联大美好生活”的指认，其内质是“自由、自尊与富足”的精神与知识生活。这些书十余年来在坊间流传，不仅激起人们对于西南联大的仰慕与追怀，而且构成反省与批评当下的尺度。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这种兴趣与其说是知识上的，不如说是情感与精神上的。

　　即就笔者而言，对“西南联大”的最初兴趣亦来自于对西南联大的美好想象——联大校园诗中呈现明媚单纯的校园生活、与青春有关的诗学主题。即便打动我的不是那些明易的抒情诗，更多是战争时代关于生与死的复杂思考，但是“青春”经验的植入，使得联大校园诗写作中洋溢着独特的理想气息。联大校园诗人穆旦在其诗作《园》中写下，“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虽然战争与迁徙拓展了诗人的经验视阈，但是生命正年轻，知识与精神上的“自由、自尊与富足”给予了青春最充足的阳光与水分。“未央歌”是台湾几代年轻人的“青春圣经”，“联大人”是大陆学界“自由、自尊与富足”的精神象征。“追忆逝水年华”成为“联大”叙事的基本动力，也为我们从社会历史与个人生活的层面提供了价值溯源的可能。

　　但是，问题却由此而生。如果“联大人”表征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念、生活选择、并且构成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资源的话，那么“联大人”的行动方式、价值选择还得接受更多的探问，这样才能构成一个真正合理的、并且能够充当演绎其他有价值行动的起点。特别是当“联大人”必须面临一个历史性、同时也是伦理性的选择时，一面是为了理想中的公平与正义，一面是必须与被打成“右派”“叛徒”的亲人、朋友、同事、邻人割裂伦理的联系，而认同组织的判断。这时，你将站在哪一边？

　　这个难题其实是20世纪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日瓦戈医生所说的，“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的问题。当然，日瓦戈医生清晰表明了态度。他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日瓦戈医生进行了否定的自我否定。革命曾经描画了美好远景，但是普遍的暴力使得医生对革命产生深刻怀疑。确实应该以善为善，但是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中，对于一个来自正在溃退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看到问题绝不在于一个简单的道德信念。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如果革命确实如“联大人”看到的，调动起极大的社会力量，正在改变老弱中国的面貌，那么“联大人”应该如何行动与选择呢？1951年前后，围绕许渊冲、沈从文、王佐良、巫宁坤等“联大人”，大历史中穿插了几段人生里的小故事。

　　那是在1951年10月27日。其时，沈从文上了“华源号”轮船，等待隔日船开行，从汉口去重庆，参加四川农村土改工作。在经历40年代末期的“忧惧”与“疯狂”之后，沈从文正在 “病愈”。在给妻儿家信中，沈从文流露久病初愈后的柔弱感与新生感，“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作人民的勤务员”，“只觉得个人小而国家太可爱”。因为去的人很多，而且还要实实在在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到一起，沈从文真正感受到“组织”的伟大与力量。或是为了宽慰妻儿，或是事实如此，沈从文在给家人信中说，“在同行中，我们和家中亲人一样的相互照顾，一切可放心”。此后诸多信件中，沈不断描述乡土新貌——四川之行不啻一副病后良剂，不断帮助沈从文稳定病情——沈从文在组织中生活的似乎很温暖。（《沈从文全集》（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123）

　　但是，几乎五十年后的一段文字，呈现“组织生活”中沈从文完全不同处身境况。那当然是同一天，同一条船上，留法归来的前联大外文系学生许渊冲看见了他的“沈先生”。他在联大时听过“沈先生”讲话，早就读过他的书，还因为受了小说家文字鼓动也跑去海滨度假，他们还在共同的熟人家中相遇过。照理说，这师生相见，虽不至有“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的惊喜与感怀，起码不会形同陌路。但是，就在这一条船上，学生却未与老师搭话。

　　与此同时，昔日联大外文系学生巫宁坤则趁开课前闲暇专程拜访沈从文先生。1951年8月，巫宁坤应燕京大学外文系赵萝蕤先生邀，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任教。回国不久，巫宁坤即听闻沈先生遭遇困厄。对于故旧久不上门的沈从文来说，巫宁坤来访带来的温暖之感不难想像。巫宁坤看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师的个人遭际却令其诧异并且不满。虽然在此后政治学习中，巫宁坤努力跟上并理解现实形势，其疑惑与评论还是构成罪证。此后，在90年代，巫宁坤首先于英文自传A Single Tear中沉痛回忆从肃反到文革的惨痛遭遇。可惜，这本书的中文版迄今未在大陆发行。至于同是“联大人”的何兆武，在追忆其美好充实之《上学记》后，追忆其1949年代以来思想经历的《上班记》则允诺百年之后才让人们过眼与评说。

　　多年以后，许渊冲则回忆“那一天”师生同船情景。那一天，“在船上，只见沈先生穿一件灰色长衫，一个人孤零零从船头走到船尾。”许渊冲追忆说，他得到同船人告诫，“沈从文有神经病”。（《诗书人生》，许渊冲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P326）言下之意，如果许渊冲明事理，就不该和“神经病”打交道。其时，沈从文也许正在船上看风景，也许正被内心升腾的奇特温暖幻象鼓动——他不是未曾意识到周围世界和他的紧张关系，但是，他已经全面缴械，因为“个人小而国家太可爱”。在过去短短两年中，从生到死，死而复生，他不是第一次被“组织”感动。这次"土改"之行，是“组织”允许他“归队”的再次证明。

　　沈从文不再恐惧，其类似于“狂人”的“被迫害妄想狂”病症已经消失——他“病愈”了。但是，明敏如许渊冲者，在归国后的思想政治学习中迅速认识到，各人自有病案前科，如果足够明智，实在是不该自找麻烦。所以一经同船人点拨，许渊冲立马想到自己出身不好，实属地主阶级，是“被迫害妄想狂”与“精神分裂型忧郁症”易感人群，此病应以迅速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积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再配合自我思想改造为疗法。于是，他及时站到人民群众中间，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神经病患者”沈从文拉开了距离。

　　许渊冲做了选择，并且于多年后在文字中为自己寻找佐证与支持。他说，联大老学长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都积极向党靠拢。其时，他们纷纷平滑融入新的生活，此后不仅或积极参加土改、或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或给毛、周等国家最高领导人担任翻译，并且也都先后入了党。许多年后，许渊冲自言，自己只有迎头赶上，才不会落后于生活。（《诗书人生》，P325）有了这个选择，那么无论是遭遇沈从文，还是此后在傅雷事件中，“站稳立场”就是自然合理的选择。

　　50年代以后，傅雷已经历遭到批判，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开始之后，批斗步步升级，虽然内外消息封锁，但是罗曼·罗兰夫人还是依稀得知傅雷境遇。对于罗曼·罗兰作品的主要译者，罗兰夫人非常关切，于是写信给其夫作品的另一译者许渊冲。在傅蕾受到了大批判的时候，许渊冲也正因为翻译了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次要作品受到小批判。许渊冲一面给罗兰夫人回信，矢口否认有此给“社会主义祖国抹黑”的不良传闻，另一面给傅雷写信，请他自己澄清事实、以正国际视听。但是，傅雷没有给许渊冲回信，而是传来自杀身死的消息。（《追忆逝水年华》，许渊冲著，三联书店，1996年，P63）

　　多年后，许渊冲回顾这段往事，他说傅雷是“彻底牺牲了现实，完成了生活的艺术”，自己“却向现实低头，苟全性命于乱世，也算保住了译诗的艺术”。（《追忆逝水年华》，P64）显然，许渊冲是把自己放入布莱希特《伽利略》的行列——妥协也是一种坚持与抵抗的艺术。但是，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同时是一个自我反思与自我质疑的形象。在迫于教会压力，不得不公开放弃“日心说”之后，妥协的伽利略其实非常痛苦。虽然他私下里还是完成了自己的科学探索，但是他深刻地否定自己，“我出卖了我的职业，一个象我干了这种事的人，科学的行列里是不容许存在的。”这种反思和自我质疑，成为布莱希特剧本中最好的部分。

　　对于人性的弱点，人们有基本的同情和理解。作为一种事后的追认，为当时的行为寻求合理的解释，这是人自然会有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是，作为价值溯源者，我们却不能不追问，妥协的底线在哪里？在巫宁坤笔下，当他于50年代开始被打入另册，饱受政治磨难之际，妻子始终站在他身边。人伦之爱构筑了巫宁坤50年代生活的伦理底线，虽然极权政治不断试图突破它、政治讯问不断侵压它。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是沈从文、傅雷和许渊冲的关系，仅仅是一般的师生、友人、同事、或者邻人，你并不介意别人受苦，因为那是别人的生活，或者只要你不目睹，别人的受苦对于你就没有意义。

　　许渊冲多年后袒露自己心境，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保心理出发，讲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更多时候，许渊冲先生则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不断为其过往生活做一种诗化的陈述，而更多“联大人”对其五六十年代的生活保持了沉默。阿伦特在谈到20世纪有相似际遇的德国诗人、剧作家、知识分子布莱希特时说到，“他失足落入一种境遇中，在此他的绝对沉默——即使不算他那偶尔发出的对屠夫的赞美——是有罪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特著，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P263）阿伦特提出这样的罪责问题，并不意味着人们有权对诗人做出审判，而是强调人们必须对此作出思考。面对“联大人”，恰如对待布莱希特这样的例子一样，人们要问的是该考虑些什么。

　　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针对自己所来自的社会语境，引述福楼拜说，“一个人若过分长久地传布善美，最终，他就会变成一个白痴。”（《流氓的归来：一部回忆录》，诺曼·马内阿著，邵文实、梁禾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P28）马内阿的自省可谓严厉。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拿不同语境作横向移植，但是马内阿的自省依然值得我们思考。确实，黑暗往往不仅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潜藏的人性之恶，更是来自于我们对自身历史和当下处境的盲视。不看清楚这些，我们无以避免人类之恶。看清楚这些，我们又何以避免人类之恶？除了制度的规约与探讨，靠什么能够保证我们生活的重建？

　　我们是否还可以像罗马尼亚诗人穆古向朋友马内阿大声呼吁的，“我们也再来玩上一次？”然后，像美籍阿富汗作家胡赛尼笔下，孩子哈桑对朋友阿米尔所说，“就是跑上一千次，为了你我也愿意”？或许，重建符合伦理的生活，是我们切入“联大人”难题的一个角度，不是唯一有效的，但是起码敞开了问题视阈。

　　（许渊冲：《逝水年华》，三联书店，2008年；《续忆逝水年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