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威 

    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中国学界治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和制度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陈平原教授稍早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之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等，早已成为中外学界的典范式作品。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是陈平原教授近年又一本力作。全书自思想、文化等层面，对五四运动重作评估，并提出发人深省的看法。陈教授细读文本，爬梳史料，对五四“现场”——历史的、论述的、文本的“现场”——的种种现象有前人所未及的心得。在深厚的史料基础上，陈教授思考五四承先启后的意义，同时检验以往五四研究方法学的洞见与盲点。陈教授所示范的研究方式每多独创，却与目前欧美学界盛行的新历史主义、元史学、年鉴史学等学派等有相互印证之妙，证明问学触类旁通的可能。而陈教授强调深受钱钟书、陈寅恪、金克木等学者的影响，无疑再度肯定现代中国文史学者深厚的治学传统与潜力。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意义，可以置于陈教授多年以前的专文《走出“五四”》的语境中看待。在《走出》一文中，陈教授承认五四的议题，如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以“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等，曾经发挥很大作用，但也产生若干流弊。惟这些流弊近年被检视，因此引起批判五四，甚至否定五四的流行话语。即便如此，陈教授认为对于五四的功过必须以更具(自我)批判、反省的姿态才能够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动机和结果。因此相对学界部分同事“决裂”、“超越”或“扬弃”的口号，陈教授以“走出”作为研究五四的新起点。

    陈教授的方法发人深省:为了“走出”，必须先“走进”。他认为必须在深刻了解五四历史线索的来龙去脉，五四人物的心路历程，五四文化建构——文学、教育、出版、社团等——的起承转合后，我们才能够抽丝剥茧，祛除此前大而无当的五四“神话”，同时重写五四精神。因此，陈教授认为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大游行，刊行于1915至1922年的《新青年》杂志前九卷，以及1920年初版、1922年增订四版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分别代表了“政治的五四”、“思想的五四”以及“文学的五四”三个最重要的层面，也是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最重要的角度。

    陈教授呼应当代史学界对历史“虚实”不外历史“叙事”的命题，但是坚持由各种史料所构筑的“现场”，尽管不免后见之明，仍然代表参与者与诠释者间千丝万缕的诠释意图以及雷蒙·威廉斯所谓的“感情的结构”，不宜以虚构视之。准此，谈论《新青年》之历史功绩时，陈教授综合考虑《新青年》同仁的自我定位、后世史家的持续研究，还有不同时代的阅读回响。而谈论五四运动“那一天”时，陈教授更旁征博引，力求还原示威“现场”的喧哗和事件传播的管道及说法。
 在从事“现场”叙述的同时，陈教授其实更有意追寻现场“周围”和“前后”的情境与语境。他的研究也因此陡然有了历史纵深。诚如陈教授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所言，五四一代文人和知识分子多半生于晚清，因此必然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潜在而微妙的制约。所谓新文化运动未尝不出于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因此也间接引领读者“进入”晚清，从而发现一个更为广大复杂的现场。在这一层次，此书以小观大，视野及于五四前后的半个世纪。陈教授认为，活跃于1880至1930年代的文人学者，大致可分为“戊戌”和“五四”两代，前者如黄遵宪、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后者则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这两代人物年纪有别，但思想学说以及文学趣味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正是集合这两代人的想象和努力，才有了日后的“新文化”。

    在“触摸历史”部分，陈教授强调物质文化和物件的历史意义，还有个人面对社群、社会号召，所做出的多样反应。据此，陈教授全书以一场运动(五四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集)以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等作为切入焦点。如陈所言“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如何在研究细节的过程中，避免堕入琐碎的考证，而能找出与“大叙事”的关联；如何在层层史料中凸现当事人的学问，还有性情，进而还以历史鲜活多元的面貌，在在显现陈教授的功夫。除此，陈教授利用在国内外研究的机会，搜集、发掘前所未见的材料，如在伦敦、巴黎等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的《国故论衡》批注本、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个人收藏家收藏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稿和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订《尝试集》时鲁迅致胡适的信件等，足以说明作者的学养深厚，考证周延。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