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死亡、追求和寻找是不同历史环境中人们的共同生活经验，也是超越时空界限的永恒文学主题。有关寻找的文学话题，一直可以向上追溯到先秦的《诗经蒹葭》，年代不同，寻找者不同，寻找的目标和途中的经历也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即这一行动背后所隐含的人的理想和为这一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在作家胡小胡的小说新作里，寻找的目标变成了郁达夫。
或者这样说并不够准确，因为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叙述者“我”的直接追寻目标并非这位现代作家本人，而是郁氏一部从来不曾和读者见面的长篇小说遗稿。 可以想见，如果这样一部书稿当真存在，它的问世将会带来何等惊人的影响。对于文学界来说，“郁达夫遗稿”可能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几乎可以同达芬奇密码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而这份手稿目前的所有者，又是达夫先生的生前恋人李筱瑛女士。“群雄夺宝”式的故事框架加上名人的风流往事，再以层层剥离的方式讲述出来，至少从表面来看，小说《寻找郁达夫》已经具备了吸引读者的基本要素。
但对于小说而言，仅有故事还是不够的。许多类似的寻宝故事都有着紧张惊险且一波三折的情节，读者在阅罢全篇后却往往会觉得少了些可以使人回味的东西。优秀的叙事作品在好看的故事之外，必定还有着一个富于意味的内核，这便是作家对人的命运和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的理解和思索。
在《寻找郁达夫》中，作家的思索主要体现在对当下中国（华人）文化圈的关注，以及对知识分子现实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忧思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叙述者的寻找行为也就有了更为深层的目标和意义：追寻一种丢失已久的现代文化传统，即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
寻找的原因是由于缺失。小说开头的一段描写就为主人公所处的时代环境定下了基调：
“我是卖文为生的人，去美国之前，我的状况不太好，虽然有长篇小说出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说实在话，在一个世纪结束的今天，‘作家’不再是响亮的称谓，卖文为生真正变成了穷酸职业。世界早已变成了Money的世界，作家算什么呢？”
身为一个生活在“由跨国资本、股票指数、温室效应、遗传工程、卡拉ＯＫ、好莱坞大片、楼房按揭、仓储式购物、牙医保险、个人财物、高速公路、因特网和手机的时代”的作家，“我”必须面对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文学和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的现实命运。这种命运不是抽象的，它在生活中以种种具体烦恼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婚姻的失败、与出版社的稿费纠纷、拍电视剧计划的失败等。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不只是叙述者的个人事件，更是时代环境与文人性格冲突的结果。
在小说中，作家借助叙述者“我”的眼睛，向读者展现了国内外许多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每个人所走的道路，所选择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又多多少少地带着某种时代的共性。“我”的老同学唐大一和初恋情人祖慧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又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父辈在十年浩劫中的命运遭际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在八九十年代的留学和移民热潮中，他们先后来到美国，并适应了新大陆的消费主义社会氛围。昔日清纯的邻家女孩祖慧办起了一家华人文化中心并申请到了政府的资助，做着名利双收的文化事业。唐大一则经历了“在餐馆里洗盘子，送外卖，在中央公园给人画像，在苏荷区的画廊卖画，在新泽西和康州练摊儿”的种种磨练后，当了一名古董商人。从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书中许多人物都是典型的“文化人”，但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物质欲望的消费主义环境中，人们的全部需要都建立在对物质的追求与渴望之上，他们的思维也因而高度物质化了，所关心的多是现实的个人名利，读者很难在他们的身上找到属于传统知识者的超越性精神理想。
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尽人意构成了人们怀旧的心理基础。小说也因此具有了超越表层叙事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即在今昔对比中突出对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怀念与追思。叙述者“我”在异国他乡“寻找郁达夫”的过程也带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我”所寻找的，不只是一部可能给自己和身边朋友带来名利的书稿，更是一种在现实当中失落已久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提到传统，很多人的总是首先想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但事实上，以五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近现代新文化传统也是当代国人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在《寻找郁达夫》中，作家毫不吝惜地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对郁达夫思想和人格的赞美之情。在作者看来，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20世纪中国最真诚最完整保留了自我的作家”。他的身上有着当代人不具有的许多东西，即“苦难的经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伟大的心灵”。郁氏是那种终身属于五四的作家，尽管在历史上，中国士人群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尚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是五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张扬个性，重视个体生命的尊严，强调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价值，是作为新文学奠基者的这一代作家的共同思想倾向，也是他们留给后来人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然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并不平坦。除了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制之外，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在当代还不断遭受着商品经济浪潮及其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挑战。李新宇曾在《愧对鲁迅》一书中写到：“从现实的基础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在这样一片现代性尚未建立而且萌芽也不断被铲除的土地上，却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和身边的那些“没有真本事而又患得患失”的所谓文化人不同，《寻找郁达夫》中的主人公“我”在面对种种现实的人生境遇时依然保留了许多文人作家身上固有的精神特质，是个“在纽约大一的小楼中想着达夫的游记入梦”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精神特征使“我”与周围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但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理性自觉，“我”对精神理想的寻觅才成为了可能。
在今昔对比中突出对往日岁月的怀念，在这种思路的作用下，《寻找郁达夫》的小说文本呈现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位式结构。为此，作者特地在文中安排了“我”和郁达夫之间超越时空的两场心灵对话，而小说的许多章节名称也直接来源于郁氏的小说名，像《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迟桂花》和《沉沦》等，都是郁达夫的短篇小说名篇。只不过和郁氏作品相比，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和所处环境都已经随着近百年的人事变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都市景观取代了前现代的东方自然风光。叙述者越是渴望在前辈作家身上寻找现实环境中匮乏的精神品质，就越是意识到这种品质和当代社会环境的难以兼容。
在小说的结尾，众人期待的遗稿最终并未出现。它和作为美国商业文明象征的世贸中心共同毁于一场每个人都始料未及的意外事件：“911”恐怖袭击。一方面，这样的结局安排是作者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叙事策略，虚构的边界毕竟不能超出历史的真实原貌，作家不能过于随意地编造故事。但同时，遗稿的被毁连同琼斯太太的自杀一起，也带上了某种象征性的含义。如作家本人在小说结尾所写：“‘911事件’发生在新世纪的第一年，给人类的新世纪带来一个不祥的预兆。这个世界充满可怕的深渊，如果人们打算前行，就必须通过这些深渊。”不论是郁达夫还是李筱瑛，抑或是他们所代表的的传奇往事和人格理想，终将和时间一起沉入岁月的烟尘，寻梦者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现实。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