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塔 

    刘保昌先生这几年致力于关于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写作，2007年5月，出版《戴望舒传》之后，过了半年多，又亮出了更加有分量和价值的《聂绀弩传》。这两本书都做得相当大气而精致，真让同道中人如我者艳羡。
   
    1980年代中期我曾读过不少聂绀弩的诗文，但对他的了解程度和兴趣一直是成反比的，后来连兴趣也渐渐淡化了，这部《聂绀弩传》为我们得以全面客观地了解聂绀弩。聂氏其人其文，不仅是文学史的案例，同时也是政治运动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佐证。因此，我拿到手后，不仅自己立即放弃手头其它的写作，一气读完，还向朋友们推荐此书。聂氏是那种让读者越了解越想了解的人，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
   
    诚然，聂绀弩是那种并不享有大众名声的名人，又是一个从经历到文字都极为复杂的“怪人”；可能正是因此，为他撰写和出版传记，有点难。1987年，聂绀弩安静地离开人世一年之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及时推出了周健强写作的《聂绀弩传》。1980年代中期，至少在文艺界，聂绀弩的名声如日中天，其实并不算“寂寞”，况且热闹也不是他的追求。斯人寂寞，确切地说，是在他亡殁之后。在我的不宽不窄的阅读视野里，自从1986年之后，出版的聂氏著作，只有“诗全编”和“全集”；而任何这类求“全”的出版物，都不具备大众性，往往高升为出版者的业绩和研究者的资料。周健强是聂绀弩的侄女，确切地说，是聂的夫人周颖的亲侄女。严格意义上说，她写的《聂绀弩传》只是聂绀弩的一份史料；最关键的是，写作中多有“为尊者讳”之处。作为亲戚之书，这也有情可原。
    
     我倾向于把亲朋写的传记跟传主本人写的自传、回忆录都归入传记资料的范畴，即为学者写的真正传记做的铺垫和准备。因为他们离传主的距离太近，亲近会导致亲昵，亲昵会导致热爱，而热爱使人盲目、迷信，导致对传主的仰视和膜拜，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当然，传记作者与传主的距离也不能远了。如果他对传主没什么兴趣，首先可能不会去写，其次可能不会认真去写，再其次，他很难设身处地地去为传主考虑当时的语境和压力，有些判断就会过于主观。他对传主必须有兴趣，甚至要有浓厚的兴趣；当然，这兴趣可以出于好玩，但必须归于研究。研究传主的最大前提是去平视他，基本方法是把他的自说自话和别人关于他的言论捉置一处，让他们相互辩驳，最后作者要有自己的判断，如老吏断案，不能模棱两可，而要斩钉截铁。实在断不了时，要存疑，而且要声明。
保昌与聂绀弩的距离不远也不近。他们都是“九头鸟”，都是中共党员，都具有文人本色。但是，两人非亲非故，辈分差得也远，聂的同辈即牵扯到的当事人大多数已经故去，在他死后的那二十年里，本来不便公开的许多史料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公之于众了。保昌又有学者的理性和冷静，能适当放言，也能适可而止。他对那些史料没有偏见或先入之见，而是进行了辨证而高明的选取和剪裁。

    作为鲁迅的弟子，聂也够能骂人的；他是情绪性很强的人，对同辈文人如沈从文、周扬、施蛰存、梅兰芳甚至好友胡风都有恶语相加的时候，但他是那种嫉恶如仇又不记仇的人；所以，深知他这德性的人如胡风最终能跟他“相见一笑泯恩仇”。舒芜曾在胡风倒霉时拿出聂与自己的通信，揭发他与胡风狼狈为奸的亲密关系，从而使他的处境一步步恶化，直至被判处无期徒刑。舒这样做的动机也许是为了保全自己，其根源也许是胆小怕事；但客观效果上是害人不轻，所以使很多人鄙夷。但聂最后居然原谅了舒，认为那是时代环境造成的，舒至少不用负主要责任。他不是是非不明，也不是菩萨心肠，而是想得更深，看得更透。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是关于聂绀弩的第一部真正的传记。如果本书能附一份聂绀弩的年谱就更好了。由于全书没有一条注解，这种看似不太学术的写法使全书文气更加顺畅；尽管作者所用材料主要出处大部分在行文中有所交代，但是，如果在《聂绀弩著作目录》之外，再附录一份“主要研究资料目录”就更显完备了。最后我想说，这书带有画传性质，里面用了许多图片；当然，有些图片还可以再精挑细选，因为它们与文字未必吻合，如第71页有蒋氏父子的合影，蒋经国俨然中年矣，而此页文字说的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情形，不到二十岁。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