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石山 

    读书不止三十年，但只有这三十年读书，可谓兴致勃勃，兴会淋漓。

    较之写作，我更喜欢读书，写作多少有些功利的目的，而读书则要纯洁得多，精神的享受，加上身心的愉悦，真可谓人间第一乐事。
   
    还有一层，人们往往忽略，就是，真要读到一本好书，是要下点寻访的功夫的。打个不雅的比喻，如果一个人随时有好书可看，总有些身处青楼的感觉，而能不时寻到好书阅读，就是一份姻缘了。好书是不能借的，止于欣赏，何如拥有？因此，我每到一地，总要去书店转转。有朋友说，现在的书店，都差不了多少，何必劳苦若此，我的回答是，各个书店进书或许差不了多少，排列肯定会有所不同，说不定在别处没有注意到的好书，在这儿会“两山排闼送青来”——入了你的青眼。
   
    三十年的读书生涯，是伴着访书的足迹走过的。书而能访，也算是读书人的一个发明。想想也是的，一本纸质的小书，也就是一个得道的高人，非访不可！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是1981年吧，看到《读书》上介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多么好，一心想买到这本书，而我居住的这个小城，遍觅不得。过了两年，沈阳军区创作组的李占恒先生，邀请我和河南的齐岸青等三人去黑龙江一带游玩。每到一地，不管多么累，总要去书店看看。先是在呼玛书店看到1977年版的《宋史》，全套四十册，买不买呢？此前在太原，已买了新版的，而我的二十五史，几乎全是初版的，买新版是不得已而为之，想想，买吧，回去将新版退了就是了（书店经理是朋友）。到了黑河，天色不早，还是约上岸青先生去了当地书店。问书店经理，可否到书库里看看，答应了，进了书库细细寻找，在一个书架的底层，竟发现了十本《万历十五年》。我和岸青，一人买了五本。回到住地，当即送占恒一本，回到太原，自己留下一本，其余三本都送了朋友。后来我的一本，也让朋友借走没有归还。至今我还记得，那黄绿色的封面，廖沫沙写的书名。后来这本书不知出了多少版，阔气多了，但我见了总不再买。见过清纯处子的人，艳妇哪能勾起他的兴致！

    新书要访，旧书更要访。改革开放，对读书人来说，一大功德就是旧书市场的开放。这在前些年是不可想象的。九十年代，我的兴趣转向现代文学人物传记的写作，先后写了《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写这两部传记时，为了得到两人的原本著作，在石家庄的《旧书交流信息报》上登了广告，表示愿意高价购藏。那时的高价，现在想来真是开玩笑，一本《咀华集》不过二十元，一本《爱眉小扎》不过三十元。因为喜爱徐志摩，连带的也喜欢上了胡适，总以手上没有胡适的原著为憾事。一次到上海，承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旧书商，去了他在山阴路的家里。他告诉我，陈子善先生刚刚挑过，我当时一听就泄了气，子善挑过，如同悍匪劫过，哪里还会有漏网之鱼。然而，没有料到的是，竟找到一本胡适手批的《神会和尚遗集》，封面上有胡适手书的“胡适校本”四字。当时我的兴奋，如同曹孟德赤壁大败之后逃到华容道上一样，不能不大笑诸葛亮的千密一疏！
   
    从买书读书上，能感到改革开放的步子是阔大的，但同时也能感到在某些方面，又是迟缓的，迂回的。比如大陆之外中国学人的著作，身在欧美的，很快就引进过来，而同类著作，台湾学人的，就不那么快捷了。此中原因，不言自明。比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4年在海外出版，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了大陆版。而台湾的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同类著作，则很少见印行的。当然，近年也有所松动。前不久我去厦门，谢泳先生领我去厦门大学附近的书店闲逛，就看到一套黄山书社出版的台湾学人的自传丛书。当时因为还要去别的地方，没有买，临走那天，谢泳要从厦大赶到市内送行。我电话上说，还是麻烦你再跑一趟，给我买下带来。其中就有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杨亮功的《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等，这些书大多是1970年代出版，大陆印行迟了三十多年。
   
    书是感情的载体，也是思想的载体。书的种类有多丰富，人的感情就会有多丰富，思想也就会有多丰富。这话未必全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吧。改革开放，首先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怎能缺了感情，少了思想？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