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衡巽
杨绛先生的“自问自答”讨论的是非常抽象的问题：神鬼向题、灵与肉的问题、命与天命、人生价值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人死了是灵魂和肉体分离了；说复杂，它们涉及神、鬼、人方方面面的问题，谁能说得清楚。杨先生写道：“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
记得有一次，薛鸿时先生和我去拜访杨先生时，她就探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猛一听就简单地回答：人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杨先生满意。她干脆写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判，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
杨先生是认真的。她不是庸人自扰。她为这些问题读了不少书。除了她列举的白璧德、布尔热之外，她还读康德、古希腊哲学，想弄清这些问题。但我想这种终极性问题是不易弄得清楚的。世世代代都有人探问，世世代代都没有答案，后世肯定还有人问，也可以肯定不会有圆满的答案。杨先生不是想写哲学著作，她是在感悟人生。按我这种俗人的想法：人死了，在物质层面上说，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有说头的。杨先生问的不是死后的问题，如她所说，她“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杨先生又说：“我认为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的自问自答，只限于今生今世”。换句话说，杨先生所要探索的，是怎样活得有价值，怎样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吗？杨先生96岁了，她的阅历比我们谁都丰富些，而她的头脑，并不比我们衰老。这本书肯定是值得细读的书。
《走到人生边上》的注释部分长达80页，收有散文十四篇。这些散文的文字不完全是杨先生以前一贯的那种清丽、委婉风格，而是根据题材不同采取不同的写法。《阿菊闯祸》因一场不小的火灾写一家人“惊惶慌张”，最后以喜剧结束。同《温德先生爬树》一样，写得生动有趣；《记比邻双鹊》用委婉的文字表现凄切之情；《三叔叔的恋爱》写得悲凉而又无奈；《她的自述》明白无华，用平实的文字加以记述。
有几篇散文写的东西，我知道一些，想在内容或形式上说点想法。
一篇是《人能做主吗？》。杨先生说在解放前“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我想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但是“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清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所以，杨先生一直远离政治。记得1957年那会儿，领导上一再号召鸣放。钱先生当时在古代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杨先生同我在西方组，她在会上一言不发，坐在一旁静静听别人说，只是在反右后期总结时说一句，对某些“右派言论”有过“共鸣”。的确，钱杨两位先生从来没说半句反动的话，否则，根据“文革”时那张大字报（详见下文），决计过不了关。
在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从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观点、批胡适、批胡风、批右派言论，她从来没有写文章去批判别人。
钱钟书先生也是如此。解放前他拒绝去联合国工作：既然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会挨“大棒”。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先生参加过“毛选”的英译工作，认识的高官也不少，但也远离政治。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政协常委，可他老是请假，不曾去开过会。后来当社科院副院长，也是应清华老友胡乔木同志之请。
他说过，他在政治上“ambitious”（没有野心），所以压根儿没想过要“到南书房行走”。
杨先生远离政治，但关键时刻并不怕事。“文革”期间，不知什么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钱先生说过对“毛选”不敬的话。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罪状”。杨先生当晚来到学部大院，反贴一张大字报，批判那张大字报栽赃陷害钱先生。可见杨先生的胆识：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也决不怕事。
再一篇是《他是否知道自己骗人？》。杨先生写的大概是M先生。这位先生我认识，教过我古希腊文和历史。他很用功，也有学问，只是有一个毛病：好吹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好的学问不做，要去吹嘘自己打过游击。我想他已经妄想到这样的程度：连他自己都深信自己的谎言。这大概是这种人的人性，是很难改的。杨先生说他“自欺欺人”，真是再准确不过的。
关于《劳神父》。解放前上海法租界有一条“劳神父路”，不知是不是以他命名的。这篇散文写得很别致。劳神父送她一个包，嘱咐她“上了火车，才可以打开”。在火车上：“大姐：撕开一层纸，里面又裹着一层纸；撕开这层，里面又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纸是各式各样的，有牛皮纸、报纸、写过字又不要的废稿纸，厚的、薄的、硬的、软的……每一层都用糨糊粘了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许老师一层一层地剥，都剥到笑起来了。她们终于从十七八层的废纸里，剥出一只精致美丽的盒子，一盒巧克力糖！”
杨先生家用过不少保姆，她对她们一律平等相待，从不歧视。有一位保姆，她从干面胡同一直用到三里河居所，那位保姆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在杨先生手里，可见她对杨先生的信任。《走到人生边上》写了一位姓郭的“老妈”，此人“丑得太可怕了”，但她的审美标准还挺高，说起别人的长相多有不屑。杨先生并不因丑而嫌弃她，照用不误。但对于那些耍奸狡滑、心术不正的保姆，杨先生辞退过一个，除此之外没见她辞退过谁。这就使我想起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北京大学一位同学告诉我的，说是他们在北大中关村时的邻居、一位姓W的教授嫌家里的保姆不好，想换一个。钱先生脱口而出：“The devil you know is better than the devil you don’t know”。意思是说这个保姆虽不好，但你总知道她毛病在哪里，如果换一个，你还不知道有什么毛病，说不定还不如原来那一位呢，W教授究竟换了保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在用人问题上，杨钱两位先生是一致的，包括那位“丑得可怕”的郭妈。用杨先生的话说，她对保姆的态度是“设身处地，充分谅解”。
这些奇妙的文章，想来杨先生还有不少。希望杨先生长寿，多写几本这样好看的书来。
(实习编辑:项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