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采夫

     周末逛地坛书市，淘到一本颜色发黄的《金庸与明报》，半价拿回家来，发现竟然是9月新书。作者张圭阳曾做过《明报》副总编辑，对《明报》非同一般了解。读过一章后发现，此书很好，不为亲者歌，不为尊者讳，材料也严谨可信。

    《金庸与明报》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加工而成，故不同于一般的金庸传奇，很学术著作的底蕴，也有畅销书的趣味。张圭明报人出身，讲述历史如写新闻特稿，时代背景陈述清晰，一字一句注重出处，且具有通过对个案的解剖，透视一个时代风云的雄心。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香港报业的资料不多见，以这本书，完全可作为香港报业史来看待，所以推荐为秋季好书，应该是不过分的。

     这本书也影响了我对金庸的认识。在内地，功成名就的金庸一边被请进庙堂，成为大师，被视为”国士“，一边遭到民间写家无情批判。最流行的一个论调是，金庸武侠小说里只有忠孝节义，没有民主自由，青少年读之如饮狼奶，徒增杀气，对建设公民人格大大不利，所以喊出一句口号：“健康生活，远离金庸”。笔者虽然知道，限于信息封锁闭塞，内地对金庸的了解很不全面，只知武侠小说家金庸，不知报业巨子查良镛。但笔者也和大众一样，一边津津有味地读其武侠，一边唾沫纷飞斥其腐朽。现在想想，这种观点何其可笑。

    金庸是一个儒家，这是无庸置疑的，《明报》也是一份儒家气质浓郁的报纸。金庸在内地的遭遇，其实正是儒家在内地的真实形象。在香港，金庸作为儒家无人非议，至多嘲讽他有点中庸、机会主义，金庸写武侠小说也正常，在香港人眼里，武侠小说这种茶余饭后，完全不承载什么使命，谁也不会当真。正如香港黑帮电影横行，香港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吴宇森也不会被当作不良老师批判。但当所有的小说都要有教化功能，都要划分为牛奶和狼奶，都要从书中读出微言大义，金庸被批判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金庸挨骂虽然冤枉，但也不是全无来由。从《金庸与明报》中可看出，金庸一边对民主自由有坚定信仰，一边对强大、统一、稳定等儒家理念积极提倡。所以，《明报》在香港也曾被批评为“由左而右，又由右而左，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者报纸。”金庸本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自由而又法治的社会，就可以确保将来继续地稳定和繁荣；至于政治上的民主，金庸认为不是必要的条件。香港过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照样繁荣稳定；社会上有民主而人民不懂得怎样去运用，就会引出许多问题，社会也就难以稳定”。这让金庸遭到舆论批评。在香港，金庸通过报纸，可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全面表达，民众也不至于误解，但在内地，金庸的前一个信仰几乎不见声音，而后一个理念却通过小说、影视剧被海量放大。再加上人们对“儒家重来”的警惕心，于是乎，金庸留给人们的，就只能有封建、专制的面目了。

    从这个意义上，金庸应该感谢这本书在内地的出版。

   （编辑：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