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长在天边上》 唐棣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版

　　曾有西方人评价中国的小说“有一半以上是自传体”，并非全无道理。我们的作家重视个人经验，个体记忆是文学书写的重要资源。

　　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对自身的思索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反思建构在自我体验上，而不是被现实价值规训后的所谓“集体感受”。横跨小说和电影的“混合型”作家唐棣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作者并无不同。有趣的是其先锋写作手法，小说集《西瓜长在天边上》再度开启回忆的闸门，以小说的形式钩沉记忆，以电影化的视角重建对现实的想象。

　　唐棣的写作简单直接，写乡村青年的成长和天生的疼痛感。其中《朋友》写一个年轻人之死，背景则是小镇上一群“狐朋狗友”们的日常生活。从铁路部门辞职的来根是那一带的头头，在“我”父亲的小店对面开租碟店，新来的“我”很快成为他的朋友，一起滑旱冰、看女孩，做那些社会小青年能做的事。来根出事了，他的母亲“胡姨”去白石镇看见那一具四分五裂的尸体前，一直以为死去的人应该是“我”，并好心地安慰“我”父亲。此后“我”以那个“被死去”的身份展开回忆，扒火车的凶险令“我”产生死亡的幻觉，“我”又以死者的身份见证那些参加“我”的葬礼的小城青年。面对这些面孔，作者说：“他们的脸上除了青春，什么也没剩下。”回望与父母的冲突、对社会秩序的冲荡和自以为是的玩世不恭，夹杂着小镇青年之间的“江湖义气”，这句话揭示了“我”的内心隐痛：依旧对青春心怀悔恨。

　　从叙述者这个主体向被言说者这个客体的转换制造了强烈的“文学性”。与之相似的另一篇作品是用作书名的《西瓜长在天上》。“我”的隔壁住着外乡女人和她的女儿红红，“我”抽出墙壁上的砖，隔着墙洞与红红说话。墙洞成为“我”与世界进行联系和反躬自身的隐秘通道。15岁的少年无法理解现实世界的残酷，外乡女人的死使这对少年男女梦幻般的交往中断，“我”因此关闭语言的按钮，再也不想与这个世界交流。

　　我们看到唐棣的书写多次进入与青春本身并无多少联系的死亡问题中，这是因为死亡是最为惊悚和震撼人的人生经验，对死亡的思索会一直伴随着人的成长。在《天上有只鹅》中，作者的书写回溯到更早的人生阶段，小说中的人物尚处在“过家家”的年龄，他们面对死亡时满是懵懂，“日暮时的风，吹得我打了个寒战”，人物对现实的恐惧深埋在这寒战之中。《幽会时光》和《水边的纪念》则写记忆在现实中被复活的故事，或旧情复燃，或阴差阳错，以记忆为坐标体味出回忆的温暖和现实的冷酷，再次显示了经验的力量。

　　无论《朋友》还是《西瓜长在天上》，作者除了现实的残酷之外，还有离别的萧瑟和失落之感，人物在患得患失中备感孤独与落寞。而在这个主题上，《追随》和《乱发美人》表现得更加绵密。

　　唐棣并未遵循“讲故事”的原则，而是用语言的穿插回环形成陌生的景象。这些句子让人印象深刻：“我满头大汗的奔跑形象没有出现在任何村里人的视野中”，“她的举动引起了床铺吱吱作响的回应”，叙述主体的转换使它们弹性十足。青春视角对现实生活的解构充满了新奇感和不确定性，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世界必然迥异于客观现实，上述语言方式无疑也是重要工具之一。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解释道：“可以说，你看到的这些小说都是恐惧的反射，想象力夸张了那些不安，包装了我的紧张”，自言“它们充满了坦诚”。而在我看来，唐棣之所以花样百出地将现实拆解后重塑，完全是以遮掩的——而不是其宣称的“坦诚”——的方式抚慰生命的惶恐和不安。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