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赵园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关于“吾土吾民”、“中国式家庭与社会”，我们究竟知道多少？赵园新著《家人父子》让读者一窥明末清初“私人生活”中的士大夫群体，写得着实迷人。书中所引许多士大夫描述家庭生活的生动文字，竟是以往被人忽略的。比如明末大儒刘宗周，人只道他学问好，却少有人知他家风之严谨，“闺门之内，肃若朝廷。终日独坐一室，不逾门阈。女婢馈茶，先生必起避，俟婢出复位……”老爷不近女色到丫环捧茶来都要回避——这便是“知行合一”的儒家修身标杆。在儿子回忆中，刘又是个体贴妻子的好丈夫。“早晚则与其母‘执炊事’侍奉祖母。有时其父舁水，其母澣衣，或其母‘涤溺器’，而其父秉烛引路”。这类形而下的描述，士大夫文字中难得见到。还有《桃花扇》中的侯方域，人只知他是与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交的风流才子，但是很少人了解他“居乡豪横”的一面：船上厨师做的菜不合口味，当场打死，抛到河里，无法无天。
本书以丰富资料讨论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家庭、家族及其伦理关系，当然，赵园所关心的，还有他们对有关经验的表述。该书在五伦中于夫妇之伦笔墨尤其细致精到，常有惊人之论。比如冒襄、陈子龙、顾炎武、方以智诸君，均有艳姬娇妾相随，而正室夫人从不妒忌，冒襄夫人苏氏对董小宛悉心保护、善待有加，如果仅以“妇德”来解释，恐怕失之空泛。赵园则想到：“关于此妇，是否有未被讲述的故事？”不妒忌是否因“漠然”？这是个问题。
明末清初，普通人命若悬丝朝不保夕，士大夫阶层也一样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丈夫或可史上留名，而身后的家人妻子却只有一个陪衬的影子。比如某人全家殉明，便称其“一门忠义”，妻子顶多被记个姓氏，而妾根本从头到尾生死都无一字。
《影梅庵忆语》是冒襄悼念亡妾董小宛的，是文人家庭生活的具象见证。当代人读此书不免心生不平：冒襄与董小宛哪是什么神仙眷侣，分明“渣男”虐女神。而赵园在书中提醒，士大夫妻妾的人生片段，有时零碎地嵌在其夫的传记材料中——只是“片段”，通常连不成线，大片的空白留给你想象的空间。记述简略或不记述，有诸种原因，包括模糊的“隐私”意识，更可能出于轻视，或只是作为一种姿态的“轻视”。所以，冒襄为董小宛记下这长篇悼亡文字，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后人陈弘绪在《〈影梅庵忆语〉题词》中就一再感慨：“董君何其幸哉！”赵园不禁愤慨，这“无非是士大夫的自恋，他们竟以为一篇文字（即令是‘美文’），其价值胜过一条鲜活的生命！”
《影梅庵忆语》记载董小宛脱籍从良、嫁入冒府的九年中，“却管弦，洗铅华”，一心学习传统“妇德”。琴棋书画本行自然是夫妇生活雅兴，柴米油盐诸般家事也做得极用心，诗情画意又极富居家气息的生活，竟令冒襄喟叹其一生清福“九年享尽，九年折尽”。可是我们读到“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实不难想象董小宛在冒府过的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日子。
当时正处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董小宛身为一个名妓，如果不抓住冒襄这根稻草，就有可能像陈圆圆一样，被掳掠后成为商品，在多人手中流转。所以，冒与董的故事最不诗意之处在于，清兵南下狼烟烽起，冒说自己“一手扶老母，一手拖荆人”，却只能任董小宛“颠连趋蹶”，踉跄尾随。董姑娘则“深明大义”对冒表示，他先顾老母妻儿乃至幼弟是应该的。南京失陷后，冒家再次逃难，冒襄又要丢下董小宛，最后还是冒襄的父母念及董小宛平日的恩情不忍丢弃，董才免于在战乱中送命。
在今人看来，董对冒的追随、侍奉与自我牺牲近乎自虐，而那却是士大夫不脱伦理纲常的自律。赵园写道：“董小宛作为妾，不但意味着平时对于夫及大妇的服从、服侍，且意味着动荡之际为家族的牺牲……冒襄写董小宛的自抑，更强调自己的严守伦理规范，不因流离而有苟且。以母为先，次妇，再次妾，于此‘公私分明’：父母在上，不可‘私妻子’；有妻，则不可‘私妾’。你不至因此怀疑冒氏的情感取向，妻与此妾在情感生活中孰轻孰重，却又正是即时的抉择，更可证伦理观念入人之深。”
家国同构——家庭是朝廷社会缩影，纲常伦理以父母为家庭核心，可能正是中国人老谋深算的生存智慧吧，因人生最难老无所依时。李鸿章访美时，在布鲁克林街道上对一个骑着自行车追赶他马车的美国小姑娘发生兴趣，后来特地给小姑娘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就是教导小姑娘孝亲：“若你的双亲健在，你要孝顺他们……我想我国比西方人更强调孝道，这使得我们中国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可是李鸿章不会讲到孝顺父母的代价：浦江郑氏六世同堂，号称“义门”。有个最孝的郑绮，娶妻丁氏，甚爱之。只因妻对郑母奉食稍缓，郑母恼怒，“即出之”。明清士大夫的浪漫故事背后，都有残酷冰冷的另一番真相。
赵园的明清易代研究，到了《家人父子》这本书，从五伦入手，她对于五伦的感受其实倒有些犹疑，更多从中生发出了当代社会的断裂之痛。也许，对于她来说，明清之际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激情的题目了？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