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敬文
采访者：刘敬文
受访者：阮义忠
阮义忠无疑是华人圈最出色的摄影师之一，相信有缘看过他的摄影作品的大部分人会接受对他的这一褒扬，可是，如果你没有读过阮义忠先生的文字，你仅仅是了解了那些影像的“好”，而不能了解为什么“好”，来自乡土，想逃离乡土，对准乡土，回馈乡土，阮先生的心路历程，凝结浓缩了一位来自乡土的华人艺术家面对现代浪潮，面对城市的忧郁、洞见和反思。
阮义忠
当今最活跃的摄影艺术家之一。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在华人摄影界影响甚巨，有“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之称。三十多年来，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寻找动人细节，拍摄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珍贵照片，作品也成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民间生活史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摄影家》杂志，撰述《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书，在摄影界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五部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使他成为世界知名摄影家。
“底片那么贵，让你破费了！”
记者：“想见”的部分主要是童年、家乡，这是想回也回不去的，想见也见不到的，童年和家乡在您的创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阮义忠：小时候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必须在菜园工作，让我觉得土地会把人钉在上面，让你动弹不得。我害怕成为农夫，憎恨与土地有关的一切，因此对自己的出生环境特别抱怨，从小就以离开家乡到都市打天下为奋斗目标。我大量阅读、勤于绘画，想成为作家或画家，整个童年及少年时期都逃避在精神世界里，直到在台北工作，拿起相机后才开始彻底反省。
现在想起来，真是要特别感谢摄影，因为拍照必须直接跟创作题材面对面，必须毫无躲闪地跟人沟通、介入他（她）的生活。在此之前，我将所见到的一切都转为抽象的创作材料，是摄影教会了我找到与对象的关系。以前我只在意自己，拿起相机后开始注重自己与镜头前人、事、物的关系。我常说，再了不起的摄影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一张照片的完成，摄影师所占的功劳只有一半，另一半是对象的。
从事摄影工作之后，我对家乡起了愧疚感，自责以前不懂事、看不起它。后来在台湾乡下走动时，我对平凡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会怀着敬意，努力想把他们的宽容、善良和坚毅拍得更好。透过摄影，我像是重新又过了一遍童年。
身为乡下木匠的儿子，我从父亲身上看到的，除了任劳任怨就是勤奋与担当。这些东西在我还不解事之前，就已经深植在意识中了。父亲讲过的一句话“懒惰就是罪恶”一直在影响着我，让我做任何事都是不做则已，要做就全心全力投入。这种性格造就了今天的我。
记者：您把镜头对准土地和土地上朴实的人们，这个“对准”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阮义忠：我是在专门整理中国民间美术的《汉声》杂志工作时学会摄影的。这一点特别幸运，因为从一开始我的镜头就必须对准土地以及仰赖土地生活的乡下人，而之后许多年，一再吸引我拿起相机的也是他们。若我是在商业机构、新闻媒体或其它类型的刊物工作，镜头对准的目标就可能完全不同。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拍照的情景。《汉声》的主管黄永松、姚孟嘉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时间指导我，只给我一部德国的老Agfa相机，告诉我底片怎么装，光圈、快门在哪里，还有大致的曝光参考值，叫我没事就去万华老街练一练。那是个大热天，我站在传统手工艺的市集里，竟然不知该把镜头往哪里对。所看到的一切都仿佛在向我发问：“你为什么要拍我？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顿时让我觉得自己好无能。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别人，一切都只是擦肩而过的浏览。摄影让我必须正视眼前的一切，当下便要决定框取什么画面，焦点在哪里，主角是谁，眼前正在发生什么，有什么意义？心中有答案，才会知道怎么拍。
更重要的是，我以为拍照会让对象不高兴，没想到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反而会害羞地对我说：“底片那么贵，让你破费了！”那么简单的话，却让我得到那么大的鼓励与启发。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镜头前的人就是我的老师，他们教了我太多东西。
台北也曾经得“病”
记者：我到台湾去走访生态农业的朋友，才了解台湾也曾经经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信任危机，而现在，大家开始慢慢重新关注土地，关注农业，关注农民，在您的视角里，台湾的成长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阮义忠：关于台湾人与土地的照片，绝大部分都是在三十年前拍的。那是台湾的黄金年代，人与人彼此信任，民众刻苦耐劳，知足感恩，土地也尚未遭到过度开发的破坏。工商业开始发展后，经济好转，却也带来了污染问题，但这似乎是每个开发地区都会经历的现象。台湾成长的关键，我想跟人的素质很有关系，大部分民众不会只顾个人利益。
记者：很多摄影朋友拍摄少数民族的时候总会把他们拍得很奇怪，很仪式化，似乎他们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供我们观赏的人，您镜头下的台湾少数民族仍然很日常，跟我们一样有日常的忧愁和欢乐，是因为您跟他们成为了朋友吗？
阮义忠：我不喜欢以猎奇的心态去拍少数民族，必定是真情流露的生活画面，才会吸引我按快门。无论在哪个部落拍哪一族，我总是会想法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作息中体会属于他们的东西。最动人的就是他们的家族关系，那份毫无保留的凝聚与团结让人特别羡慕。说到底，无论什么族，其实都是与你我一样的平凡人。付出关怀与爱就能得到回报，就会感到幸福与快乐。
记者：大陆的朋友到台北去，总会对台北有各种赞美，而您在文章里说一直想拍出台北的病，这个“病”是什么？现代化的病吗？您的“台北”是怎样的？
阮义忠：《台北谣言》（简体字版改名《都市速写簿》）的拍摄时间是1975-1988年。那是都市发展、建设的阵痛期，空气脏，交通乱，到处是工地，每次出门都巴不得能从街上逃走。但能逃到哪里去呢？咖啡馆、电影院、弹子房、酒吧、百货公司等消费场所都只能让人暂时麻痹。空间的浊气与压迫感，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自我疗伤都来不及了，哪顾得了别人，结果是恶性循环，疏离感愈来愈大。
但我必须说，那都是过去的景况，地铁通车后，空气、交通都大为改善，都市发展规划得体、新旧并存，生活机能特别好，大街小巷都可感受到传统余韵的飘散。在我走过的许多国家、城镇当中，如今的台北算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记者：您在文中提到好几位大陆同行，其中包括著名摄影师吕楠，您主编的《摄影家》杂志也对大陆同行有过很多的帮助和扶持，在您的视野里，大陆摄影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阮义忠：《摄影家》杂志曾经出过《中国摄影》专号、《中国新摄影》专号，以及几位优秀摄影家的专辑。但我虽然曾经参与内地纪实摄影与观念艺术摄影的推动，却从没费心研究过整个大陆的摄影发展脉络，这不是我的工作重点。我认识的大陆摄影家不算多，但每当遇到特别认真的年轻人，或是发现谁的拍摄主题非常有意义，就会主动肯定他们，并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表现。这是应该的，这么做的不只我一个。
慈济志工经历更懂感恩包容
记者：读您与太太袁瑶瑶的故事很有共鸣，不过也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在脑中，如果没有共同的事业做媒介，两个人会不会有很大的差距以至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有共同的事业，会否容易混淆工作和生活？请您给我们年轻读者支招。
阮义忠：这是肯定的，若是没有一份齐心努力的事业，我们的共同语言可能会减少，社交圈也会不同，但我相信那影响不大。毕竟我们是十几二十岁就在一起了，这样深厚的因缘必须珍惜。夫妻在一起工作、生活当然不容易，除了长时间的磨合，也需要彼此体谅，给对方空间。主要是我们价值观相同，一路走来，感觉在做的都是能起好影响的事，理当协力把它做到最好。人生苦短，不值得为小事伤神。
记者：什么因缘让您投入到为慈济志愿者拍摄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有怎样的收获？
阮义忠：1999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伤亡惨重。佛教慈济基金会启动希望工程，在灾区援建倒塌的学校。为了呼吁各界关注，老朋友李寿全为大爱电视台策划了一个文化人到灾区的系列短片，头一个便找上了我，因为摄影最能实时反应灾区景况。我不想去，又不愿让他为难，便直接跟他主管说，我认为台湾已经没希望了；心想他们应该会知难而退，希望工程怎么可能找个认为台湾没希望的人来参与！谁知当时的大爱台总监立刻回答：“人类的贪念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只台湾，全世界都会分崩离析。但如果我们能做点什么，让地球毁灭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这句话正是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当年对他说的。我很震撼，赶紧去了灾区，结果愈拍愈感动，节目上完还发愿当志工，记录慈济希望工程援建的所有学校。没想到愈拍援建得愈多，从发愿时的二十几所增加到五十所。但我还是用两年多完成了心愿，也皈依证严法师，成为佛家弟子。在慈济看到太多活生生的好人、好事，那么多人心甘情愿、无私无我地在付出。于帮助别人、改善环境的过程里，自己也渐渐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幸运的人，总能遇到很好的环境，我在慈济学到的东西非常多，现在的我更懂得包容与感恩。
将设立一个摄影人文奖
记者：接下来您有怎样的创作计划和打算？
阮义忠：办《摄影家》杂志的那十多年间，我走过很多国家，拍过大量胶卷，但都只是冲洗出来、压成样片、归档，很少仔细审视整理。最近有计划地排定时间，将有关外国城市的作品一一放大。我之前的十个摄影主题都是关于台湾的人与土地，很多人因此把我定位为乡土摄影家，但我觉得自己在国外拍的也不差，而且内容相当丰富。
经过十来年沉淀，我更懂得如何去挑选、组织在外国拍的照片。目前看来，这些照片至少可以构成两个展览：一是《亚美尼亚》、一是其他国家的集合，叫《在他乡》。后者的每张照片都有图片故事，将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前者我会编成一本纯粹的摄影集，文字用已发表过的长文《想念亚美尼亚》。
记者：最后请谈谈您的摄影工作坊吧。阮义忠：除了个人创作，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技艺传承。我的摄影工作坊于2014年3月在广州的开课已是第四站，接下来已排好的有山东潍坊、云南昆明、陕西西安。我打算花三年时间把大陆的主要城市走一遍，把累积四十年的摄影思想与暗房手艺传给有缘人。此外，由于近十多年来主要在内地活动，跟台湾文化圈有些疏离，因此决定调整一下，在今年四月即将开幕的台北“空场”艺术园区设立工作室。冬天大陆太冷，我会留在台湾教学。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将来设立一个摄影人文奖，希望在观念艺术摄影当道的大环境里，给纪实摄影工作者一个实质的鼓舞与肯定。让我最开心的就是一直有事可做，趁体力还行，得多做点。
预告
在摄影的路上：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的理想
阮义忠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分享及签售会
时间：3月28日20：00-21:30
地点：深圳书城中心城南区多功能厅
（福中一路2014号 地铁少年宫出口）
主讲：阮义忠
主持：南翔
主办：上海译文出版社、深圳书城中心城
（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