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波

　　“阮义忠·转捩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和一个人”正在热展。早在二十多年前，《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这两本由阮义忠编著的摄影书，就在大陆疯狂地传阅。陈丹青认为：“过去15年，中国大陆关注‘世界摄影’，或我称之为‘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四十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我甚至听说，好几位大陆摄影家以‘摄影教父’这样的尊称给予阮义忠。”近日，阮义忠在广东美术馆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对话阮义忠——

　　谈对大陆摄影的影响：我只不过写了几本书

　　广州日报：那么，是什么因缘促成您来广东美术馆办这样一个大型的展览？

　　阮义忠：两年来，我来了广东三次了。我做事情都很注重缘分，从来都不强求的。记得在上一次来的时候王璜生馆长就很慎重地提出了要替我办一个大型的展览，他认为我对中国摄影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我有两本书，这20年来中国拍照的人几乎人手一本，他们透过我那两本书来了解了世界摄影的发展，了解各个摄影家风格的形成，对创作主题的表达，所以很多人没有见过我却都把我叫做老师，我还听到很多人说是通过我走入摄影的。这样一方面我被认为是大陆现代摄影的一个启蒙者，一方面却又比较少人看到过我的作品。

　　事实上除了画画我还写过小说，写过诗，这么说来，这个展览似乎把我自己都快忘记的东西又挖出来，所以这次展览对我的意义特别重大，我今年快60岁了，我十几岁就开始创作，创作四十多年了，这次展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回顾。

　　广州日报：很多人都说您改变了中国摄影一个时代的景象和面貌，有没有想到会对中国摄影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阮义忠：一点都没有，我很诚实地说。所以我觉得我很受宠，所以我觉得特别幸运。这辈子我只不过写了那几本书而已，而且我的书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只是我自己想要了解世界摄影的面貌。

　　谈个人摄影：我很少受到别人的影响

　　广州日报：请问大陆的摄影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吗？

　　阮义忠：基本上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方向一直很聚焦，我只适合拍台湾。因为我不把摄影只当成一个艺术表现而已，我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美感和主题的合一，这有着特别的因缘。所以对于自己的摄影艺术表现我很少受到别人的影响，倒是有受到人家工作态度的影响。比如说我认为我很认真了，我看到比我更认真的人我就会敬佩他，我就会希望跟他一样认真。或者有些人更坚定不移，我就会想我已经够坚定不移了，我就会跟他学习。

　　广州日报：在您眼中，好照片的标准什么？

　　阮义忠：一个好东西它本身就会在跟我说话了，只是我自己不要用褊狭的角度去接受信息就可以了，要打开心胸打开眼界，更重要的就是不要用自己的立场去过滤什么，在某个时候应该跳开自我的成见，然后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体会，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好，如果你永远用一个“我”看东西，你的眼界永远是渺小的，如果你能够跳开，除了“我”之外就是无量的别人，那你的眼界就会越来越开阔的。

　　谈大陆摄影：题材和切入点比任何国家都多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大陆摄影艺术在未来的发展？

　　阮义忠：我觉得大陆实在是特别的幸运，第一个它地大嘛，可以拍的主题非常多。在纪实摄影方面它依旧有几乎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度都还丰富的题材。

　　观念摄影呢，大陆是一个激烈变化的地方，这个是观念摄影最可以表现的面像，所以在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这两方面，它的题材方面和它的切入点真的是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度都多。不过，纪实摄影也好，观念摄影也好，它最重要的就是摄影的本质，摄影有摄影的语言，摄影跟其他艺术有不同的地方，这方面一定要坚守。

　　谈《摄影家》停刊：

　　将时间投入到

　　为义工拍照立传

　　广州日报：2004年3月，总共办了62期的《摄影家》，停刊了。然而，在第62期的卷首语里，您表示了继续办刊的决心。在以后的某一天您还会把这本影响深远的杂志继续办下去吗？[NextPage]

　　阮义忠：不会，我希望别人办。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每个人都有阶段性。事实上我们杂志一共办了62期，第63期本来都是编好的，最后为什么没有办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台湾发生了9·21地震之后，我被震动了。我们虽然从2004年才开始停刊，但是从2000年起，我一年比一年投入到台湾慈济基金会的工作，这个团体做过很多事情，包括汶川地震都援助很多，盖了很多医院和学校，世界各地有灾有难的地方都有慈济义工的身影。台湾地震它就盖了50所学校，我那个时候就被感动了，我就发愿要把这50所学校的重建做个记录，我投入了持续三四年的时间。之后我又被慈济的义工所感动，所以我就跟太太开始配合，她写文章我拍照，为慈济义工做传，已经做了29本了，这次展览也会展出，我认为他们都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替他们留下足迹，我要好好替他们留下足迹。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