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无法得出精确答案的命题，这也是一个全国摄影人都在讨论的命题。
坊间传闻的答案有这么几种——
我认识的摄影记者有80%在抗震救灾一线；在北京，这段时间找个干活的摄影师都不容易；灾区有许多自由摄影师，问一个，问两个，问三个，几乎都说在为一家媒体工作，为这家媒体工作的摄影师估计得有五六十人；许多多年未见的摄影界朋友，没想到在抗震救灾采访中碰到了……
这些答案都只是一种说辞，谁也无法统计清楚，在抗震救灾一线有多少相机在拍摄。其实，在这个时刻，最精确的答案已并不重要，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是，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摄影人勇敢而坚定地站在了第一线，他们的想法和任何抗震救灾参与者一样——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新闻摄影记者的辛苦
这两天，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的博客文章《深入震区的新华社记者》一直被放置在新浪网首页，阅读量近20万次。对他的100余名同行冲锋在一线的经历，以及他拍摄的大家工作状态的照片，许多网友留言表示感谢。一位网友留言：“鞋底子磨破了，鞋帮大掀盖绽裂了；一身疲惫，酣睡难醒；在灰濛濛苍茫的山谷之间挎机独行，寻觅拍摄踪影。这组真切的记者拍摄生涯的照片让大家感动。摄影记者不畏艰难险阻，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吃苦精神，总是勇闯难关，奔赴在新闻第一线。”
对各媒体来说，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规模浩大地投入摄影兵力。从资深摄影记者贺延光、乔天富、于文国、黄一鸣、杨秉政，到作为中坚力量的各媒体的视觉部门当家人李舸、晋永权、居杨、王景春、李洁军、何龙盛、傅拥军、王桂江、泱波，再到更多从业时间并不长的“80后”新军，几乎各媒体都将最精锐的摄影力量派到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有的报社更是分批派记者到一线采访拍摄，一方面在大兵团作战中向公众传递更多抗震救灾信息；另一方面对从业者本身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摄影实战训练。
5月14日，在绵竹汉旺东汽中学，13岁的杨柳是当时唯一凭肉眼能直接看到的幸存者——她在楼梯间被卡住了。但到底如何施救？需要有人去探查。重庆商报年轻摄影记者张路桥主动接受任务，当他还差约3米就要来到孩子身边时，杨柳面前的楼板开始松动。尽管张路桥发现，楼板下方没有一点填充物，随时可能坍塌，但他依然选择了靠近。在经过绕道等方式的努力下，张路桥终于钻进废墟，拍摄到了杨柳的实际情况，并以最快速度拿给专家做决定，杨柳最终被确定能截肢救出。
地震发生时，重庆晚报摄影记者冉文正带着3岁的女儿在看病，他第一时间驾车将女儿送回家交给妻子，立即赶到受灾严重的梁平县采访。当女儿被确诊时，他已经“在去灾区的路上”，他隐约听到电话那头妻子的哭泣声。
在抗震救灾现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救援队员发了疯似地救人，在现场采访的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张照片，便扔下相机去帮忙，因为那情景让谁都不可能光站着看。不少摄影记者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就露宿街头，有的还没有棉被，只能用沉重的摄影包压在身上保暖。
5月16日凌晨，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图片总监孙京涛在电话里听到在灾区的记者房贤刚哽咽的声音，他的感受是：“作为一个采访过’98长江抗洪、重走长征路、8·17华源煤矿溃水等重大事件的记者，房贤刚可谓经验丰富，但这些经验能够排除他的恐惧吗？能抚慰他面对他人的不幸必然震颤的心弦吗？能消解他巨大的情感压力和工作压力吗？不能，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他看来，“对前方灾情提心吊胆的那种关注”，“是职业摄影记者的本能”。
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在一篇手记中写道：“我的照片，记录了我们的好兄弟赵建中坚强中的悲伤时刻，那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伤时刻。我听说，许多看到它的读者都悲伤不已。尽管伤痛永远不会消去，我还是希望我的所有读者能从大灾大难中有所思、有所为，并相互搀扶着，相互鼓励着，一起坚强起来。”在他的照片里，是一位中年男子抱着儿子尸体大哭的场面。
孙京涛这样写道：“‘热情的参与者’与‘冷静的旁观者’，这是二战时期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尤金·史密斯对摄影记者身份的界定。在新闻现场，摄影记者必须身兼这两种身份，必须用强烈的道德感融合这两种身份，尽管他们对面对灾难和不幸是否要按下快门常常矛盾不已、挣扎不休。”
惊魂一刻的记录者
生产摄影背心的包承立在分厂所在地绵竹市汉旺镇，现场经历了大地震；正在为客户服务的婚纱摄影师王强，将地震后的那种惊魂及时记录下来。当汶川地震随着仍有发生的余震和正在进行的抗震救灾工作，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图像浮出水面时，我们才发现，正是由于摄影的普及，有许多人，在灾区，在地震发生前后的那段时间，记录下了自己的“惊魂一刻”。
京华时报5月24日刊登了对四川省青川县3位摄影爱好者的专访，这3位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照片，让更多的人感受了灾区群众在地震袭来那一刻的惊恐与无助。他们的名字是：彭涛、董开国、邓建新。
5月12日14时28分，更多的摄影家和爱好摄影的人在家中、在单位、在路上，更多被发掘出来的有关地震第一现场的影像，正是他们在惊慌中快速镇定下来的记录，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拍摄留存的。
让更多的人感受生命力量
为了采访，为了报道，为了更多传递信息，几乎所有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文字记者都带上了相机。震后汶川的第一张新闻照片，是新华社文字记者徐壮志从空中拍摄下的，而中国青年报记者闵捷，全国哀悼日在地震灾区某学校的默哀现场，看到“摄影记者们一拥而上，镜头离她们的脸只有一两米，抓拍她们的表情。……我原本应该庄严肃穆，酝酿对地震死难者的哀悼，但我被拍摄好照片的念头驱使着，挤进人堆去抓拍。……我面对人类的大悲剧，听着同胞的大悲号，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冷血。当天下午给报社发回照片，我开车回家，打开汽车收音机，得知无数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集会，为地震死难者哀悼，并且反复高喊‘中国加油、四川雄起’。没有拍照片的念头纠缠，我一下被打动了，泪水涌入眼眶。我也知道了，自己并不冷血。”
更多的摄影人则是自发行动，从带着救灾物品一路送到灾区的郑伟杰，到第一时间赶往灾区的四川当地众多摄影人，许多人意识到，在这个特殊的战斗中，作为摄影人应该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
陕西摄影家李泛和孙海波赶赴北川的行程异常艰难，5月13日开车出发，14日凌晨，两人分别背着15公斤重的器材，弃车踩着瓦砾废墟步行10多公里，才进入北川县城。“靠着路边捡来的半瓶水，我们过了两天两夜的不眠夜。”而广东省汕头市摄影家协会主席蔡希仁是与自掏腰包购买援助物资的汕头人余汉藩一起去的，他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拿起手中的照相机，记录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一位从抗震救灾一线回来的摄影记者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场景，有许多摄影爱好者，甚至有人拿着617相机在拍摄。在这场浩大的劫难中，更多人拿起相机拍摄记录，足以为抗震救灾的可歌可泣历史留下足够丰富的影像资料。
热爱摄影的明星何润东也带着照相机到了灾区，谈起他拍照的初衷，他说：“我希望透露活着真好的感觉，让更多人感受他们的生命力。”（中国摄影报综合报道）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