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摄影，是个很好玩的词。不管是在胶片时代，还是数码时代，技术似乎都是摄影艺术的惟一出路，良好的画面感，饱满的冲击力，大把的眼泪，无一例外地引导着摄影发烧友们前仆后继买镜头买机身……突然间，有人提出了“傻瓜一代”，顿时激起千层浪，用最傻瓜的相机能拍出好片子？做梦吧。传统摄影圈的人估计都会有这样的评价，但当代艺术圈却对此表示赞同。因为他们坚信，是艺术思想引导摄影，而非技术，虽然技术也很重要。

    观念摄影本身如万花筒一般，不断变着花样，不断给人惊喜，我想，在作品中体现非作品的层面，这也就是观念摄影最有意思的地方了。目前很多人虽然不将其归纳在摄影的行列中，但在比较的时候，又喜欢将两者混为一谈。所以想借此机会聊聊被误解的观念摄影。其实，对观念摄影的误解源自两条:一是何为“观念”，二是何为“摄影”。

    我个人考虑，对“观念”一词的排斥，来自于观念摄影所产生的圈子。观念摄影的圈子和传统摄影的圈子完全不同，似乎还相互排斥。很多人看待观念摄影就像当年看待行为艺术一样，通过对自身施虐、对他人施虐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出现了类似于吃婴的可怕事件。错不在艺术本身，而是作艺术的人，他们将艺术泛化，从而产生艺术黑洞。看似拉近了和艺术的距离，却让艺术过分地“高”于生活。观念摄影在最开始也有这种倾向，因为玩观念的人，不是玩摄影的人。艺术家在表达自身情感进行创作的时候，是不会顾及有什么表现形式的，而摄影刚好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平台，记录下那段光辉的峥嵘岁月，比如对行为艺术的拍摄，比如那些光怪陆离的不着边际的模糊影像和对超现实手法的滥用。由此引发和造就的“观念”，就和广大群众理解的观念有所偏差了，也就难怪纪实摄影展人头攒动，观念摄影展人烟稀少了。

其实所谓的观念，无非是人的主观意识先行，通过设计、消化、整合被拍摄对象，将摄影创作者自身的人生价值观体现出来，比如刘铮的《国人》系列作品，罗列出各色中国人形象。拍摄没有太多技巧，但通过对形象的捕捉与组合，用一种预先设想来归纳成作品，本身就是很好的观念体现。还有叶大卫的《龙袍凤服》系列，也是通过对在故宫内穿龙袍凤服的人们的拍摄，构成一套对皇权、对梦想、对符号意识的冲击。

    这样的观念似乎又可以被接受了，因为他们是在延续了整个社会的思考脉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再次激起对思考的再思考。顾铮老师在探讨观念摄影的时候将观念摄影家归为以下几类:“观念摄影家们从广泛的文化层面介入，通过摄影这个可以与社会生活发生多种联系方式的媒介，对历史与记忆(洛齐)、权力与摄影的复制性(刘树勇)、家长制与父权的衰落(宋永平)、性与欲望(董文胜)、身体与文化制度的关系(冯峰与黄言)、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吴高中)、历史的戏仿(刘建与赵勤、孙建春)、文化与传统的关系(沈敬东)、艺术样式的综合(洛齐、黄言、管策)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展开自己的手法繁多的影像讨论。”由此可见，更多的观念摄影，依旧是从现实出发，放眼社会，通过技术手段来凸显完善艺术价值。这一点上与传统摄影应该是有某种层面的共鸣的。

    第二点是何为“摄影”。摄影是技术活儿吗？摄影是科技的体现吗？听说摄影以前都不被划分在艺术领域之内，而是匠人工艺。这一点真的很让人伤心。技术的登峰造极，手法的推陈出新，工具的日新月异，换来的却仅是手艺二字，就好像被判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一样，没有技术含量。还是个人看法，摄影并不单纯是手艺，任何一件摄影作品，都有它的内涵，都凝聚着创作者的思考。纪实摄影中为什么老人孩子居多？为什么弱势群体更能带出震撼的视觉冲击？难道不是创作者在面对拍摄对象时的那份社会责任和同情心使他们举起相机。可见，摄影并不是摆弄光圈和快门那么简单，只要是拍片子就会包含着观念。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摄影逐渐迈入艺术殿堂，成为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艺术类别，出类拔萃的创意与出人意料的拍摄势必会带动新一轮的摄影热。那时，不论是哪一类的摄影，都能被人们正确接受和理解了。

（编辑：金子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