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学者与牛津学者纵论1949－1976年的消费文化与消费政治
那时的女知青最喜欢在领子上变花样，把原来的“斜领”改成“直领”，还有“一字领”、“燕子领”和“圆领”等，显得较为时尚。在不提倡审美的年代，这种对自我和个性的表达，被学者称为“衣领上的革命”。
在革命年代消费是不是被压抑了？人们世俗的欲望是怎样表现的？它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消费文化？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背后又有哪些价值观在引导？3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与消费政治（1949－1976）”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牛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图书馆以及华东师大的研究20世纪中国史的学者济济一堂，围绕1949年以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内的中国消费文化和消费政治的起源、形式、结构及其影响等多种维度展开了讨论。
衣领上的社会变迁
牛津大学历史系葛凯教授认为，20世纪中期，国际上的两种思想意识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消费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大战之后，这两种思想意识在中国就形成了面对面的竞争态势。在工业化的国家及其殖民地，消费主义实际在20世纪的前30年就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促进了世界上城市中独特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只是这种新的消费文化与其他意识形态形成了紧张的冲突。在20世纪中，民族主义思想、反封建主义思想和后来的共产主义思想，经常直接把矛头对准新兴的消费生活方式和个体的消费选择，到后来政府以培养更先进的思想意识为名义，通过强制限制消费选择——消费主义的核心支柱——来遏制消费主义。葛凯通过对当时《解放日报》刊登的黑人牙膏广告和其他各类广告以及相关档案的细致研究发现，其实1949年以后，民国城市形成的消费主义在中国依然存在着，只是改革开放前对待消费主义是一种矛盾的态度，比如既将广告当作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象征，同时也不否认其实际上的传播功能，在现实的经济建设中需要广告。“短暂的极端反对消费主义的时期只是频谱仪上的一个‘跳点’。”葛凯进一步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国强劲的消费主义应该从当时被压抑的消费文化去寻找历史根源。
而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的青年学者孙沛东以一个更为独特的视角来观察1949－1976年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她通过对这个时期广东普通民众在日常着装上的各种具有“创意”的形式的观察，来挖掘当时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心态。这些有创意的着装形式包括“领衣”（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麻袋衫”（用麻袋缝制的衣服）、“尿素裤”（用化肥包装袋缝制而成的裤子），这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服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却是身份的象征，是一般民众望尘莫及的“消费”。更有意思的是，孙沛东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发现，当时的广东女性，在性别意识未受到强调的时代，会通过各种特殊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孙沛东将之称为“衣领上的革命”。她说，那时候女知青最喜欢在领子上变花样，把原来的“斜领”改成“直领”，还有“一字领”、“燕子领”和“圆领”等，那时候“圆领”较“方领”和“尖领”更显时尚。而由于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港澳台的着装时尚，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流入到广东，从而刺激广东民众对自由、个体、自我等的思考。
超越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当下面临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则从“文革”时期上海报社职员、演艺界人士追讨奖金和工资的故事，以及上海某中学发生的一场关于“金钱与原则”的辩论等，探讨在鼓吹“越穷越光荣”的“文革”时期，人们对金钱、对财富的认知和态度。他认为，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人群中，会有不同的表达（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但基本的情况还是认同和追求“人民币”的，且从“文革”前期到中期再到后期，这种认同和追求越趋强烈，越趋公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筱才的报告则指出，在1960年代初期，在消费品极为匮乏的时代，针对高级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等特殊人群掌握的流通货币等，政府通过高价糕点和高价饭馆等方式，创造出匮乏年代的高消费形式，成功地实现了货币回笼，但这一措施，也在之后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下午的圆桌讨论时指出，即使在革命时代里，消费并非就是被压抑了，人们世俗的欲望仍以另外一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今天人们正常的欲望合理化了，但今天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欲望被大大地放大了，消费主义开始支配我们的价值观。“革命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说的消费主义，人们的欲望受到一些制约。从这个意义而言，也许我们今天要思考，要不要一些超越世俗的价值，这些价值甚至更值得我们追求，比如人文主义等精神性的价值。这些价值可能来自于宗教，也可能来自革命年代超越性的追求。消费主义这套价值观和人生观是内在于人性的，因为人性有世俗的一面，是不可能扼杀的；人性也有神性的、超越性的另外一面，这一面怎么来获得它合理的形式？过去我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解决好。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肯定世俗合理的前提下，来建立超越消费主义的这样一套价值观和人生观，然后走出全球消费主义的困局？这是我们重新思考革命年代的消费文化和消费政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感的问题。”
（编辑：闫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