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困境看，还是从全球战略的新动向看，美国都缺乏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动机。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与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对华政策的某些方式和手段也会有所变化。

　　随着金融危机后中国“崛起”形象的急剧提升，美国对华的战略疑虑和战略担忧也随之加重。美国国内开始有学者对“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对华政策定位提出质疑，中国的学者也开始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虽然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了经济困难，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瞩目，但在总体上仍未改变中美双边的不平等与不对等。美国仍具有对中国的相对优势：“美国的防务预算比中国多9倍，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大3倍，而且美国在世界上拥有一个盟友和伙伴的网络，包括在亚太地区。”由此我们看到，当中美发生摩擦时，美国总能主动制造议题来获益，而中国总是穷于被动应付。

　　在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以全球化为基础的相互依赖性也未出现根本变化。无论在双边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中美的利益的相互交织避免了冷战式的对立与对抗。双边官方和非官方的联系渠道不断得到拓展和提升，2010年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三次会晤，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代表的各级别对话与交流机制多达60多个，展示了彼此间通过平等对话化解矛盾、促进合作的意愿。

　　无论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困境看，还是从全球战略的新动向看，美国都缺乏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动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没有变，仍然是合作和利用、防范和牵制两手并用，两手都在加强。在危机的冲击下，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与对外政策的调整，中美之间在某些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会有所激化和上升，美对华政策的某些方式和手段也会有所变化。

　　首先，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以及国内政治斗争“牺牲品”的风险大大上升。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在人民币汇率和“自主创新政策”等问题上，两党找到了共同语言。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针对汇率问题的法案，很多议员都在竞选中打出了所谓反对“中国不正当竞争”的竞选广告。随着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总统与国会的斗争的激化，为了在国内政治议程以及未来的总统大选中换取基础选民的支持，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可能会更多地屈服于劳工利益集团的压力，在人民币汇率以及中美贸易“双反”问题上发生冲突的趋势不可避免。

　　其次，在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短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前提下，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必然引发战略猜疑的加深。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在对台军售、达赖、新疆等触动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的牵制手段，在加紧防范中国军事现代化与军力发展的同时，利用所谓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话题深化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影响。美国虽然在经济上遇到严重挫折，但维护其军事超强地位的战略目标没有动摇。对于中方有人所说的突破“第二岛链”、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等说法和建立远洋海军的努力，美方加强了防范和警惕，未来一旦出现类似南海撞机的突发事件，就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

　　最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对中美关系有利有弊。积极的一面是，美国面临的全球和地区难题，大多数需要同我国协调合作。在军事上，美国眼下仍深陷于阿富汗和大中东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美国在G20等多边机制中不能同中国完全对立。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国内牵制使其难以采取激进的措施。消极的一面是，美国利用盟国、多边机制以及普遍价值手段牵制中国的态势日益明朗。例如在“天安”号事件以及钓鱼岛冲突上，美国有效地强化了与韩国及日本的同盟并疏远他们同中国的关系。以近年来“高调重返亚洲”为标志，美国利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与争端，试图挑拨中国与邻国的纷争，从而以仲裁者的身份加强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但上述新变化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根本改变，合作与斗争共存、以两手对两手的局面是中美关系的常态。在新的矛盾冲突出现的同时，中美以合作为主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9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美各自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双方要增进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坚持互利共赢，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携手前进的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

    （实习编辑：明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