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修建道路、大兴土木、向外扩展等等，势必要拆迁。拆迁就会牵涉民众利益，简单、粗暴地处理拆迁问题，民众不会答应，那就势必激化社会矛盾，以至引发抗议事件。

    蒋介石等人把冯玉祥推到愤怒的拆迁户面前

    历史上拆迁风波闹得特别大的，要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因修建中山路引起的声势浩大的拆迁户请愿了。

    南京中山路，又称中山大道，北端起自下关长江边，向南经市中心鼓楼、新街口，东折至中山门，全长12公里多，宽40米，至今仍是南京主城区最重要的干道。这条马路，当初是作为“迎榇大道”特别兴建的，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谓“迎榇大道”，即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安葬典礼）前，供孙中山灵车通行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的修成，将使南京市的交通大为改观。从长远看，这项工程将惠及当代及后人。

    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纪文自任首都道路工程处处长，亲自抓中山路的建设。1928年8月12日破土动工，计划于次年6月1日“奉安大典”前竣工，限期完工，督责严急。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新房或建造新房，400多拆迁户不接受补偿方案，不“配合”拆迁。官方宣传说，要建设就要先破坏，为了长远利益，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也是迫不得已。但官方的“大道理”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房子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房子拆了，他们就没有了栖身之所。居无定所的日子，岂是人过的？他们想不通，对拆迁有抵触，无不愤愤然。而不“配合”拆迁，官方便要派人强拆，于是矛盾升级。忍无可忍的拆迁户（还有同情他们的人），聚集一起，走上街头，并蜂拥而至国民政府（在今长江路292号），要求当局解决问题。蒋介石等要人在大楼里面，对情绪激愤的请愿者避而不见。也许他们害怕控制不了局面，不但平息不了风潮，反而会火上浇油；也许他们害怕请愿者不给他们下台的台阶，让他们难堪。总之他们害怕见民众，不敢跟民众直接对话。他们想到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合适去做民众工作的人，这个人便是冯玉祥。他们推冯玉祥出来跟民众对话。

    冯玉祥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10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在国民政府的高官中，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有人说他“事事与人不同”。他穿粗布衣，打扮与普通百姓差不多；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请客（包括请蒋介石吃饭）总是两菜一汤；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独到领悟，嘴边常挂着“民生”二字，做事常能想到民众。他与人不同，原来就在别人做官像官，他做官不像官。因此，他有“亲民”形象，口碑甚好。蒋介石等人也许是要利用他的“亲民”形象，所以把他推出去安抚对于蒋介石等人的心思，冯玉祥心知肚明。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请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

    冯玉祥的话讲到了拆迁户的心里

    冯玉祥毕竟与国民政府众要人不同，敢于走到民众面前，直接与他们对话。

    他的这次讲话，是一篇极精彩的演讲词。他没有念讲稿，而是即席讲话，讲的内容，不是秘书们所能写得出来的。这篇演讲词，《冯玉祥日记》不载，现据《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全文援引。

    冯玉祥对民众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依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