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配套措施须跟上，方能趋利避害，兼顾多点执业顺畅度与医疗安全。

　　“我建议将执业医师法中的‘执业地点’删除，应该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以此弥补基层医院技术薄弱的问题，改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表示，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放开了多点执业，但实践中仍存在约束，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自2014年放开医师多点执业以来，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优质医师资源匮乏情况，确有缓解。但现实中，受行政区划、财政投入、人事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医师自由流动仍有很多障碍。

　　现行《执业医师法》对于执业地点有明确规定，据此制定的《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也明确，执业地点是指执业医师执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行政区划，和执业助理医师执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所在地的县级行政区划。

　　由于有这两条铁律，医师在所注册的医疗机构以外从事不同于所注册的执业类别、范围的义务救人之举，很可能被法律判定为违法。

　　过去对执业地点的规定，目的是管理游医，确保医疗质量安全。但现在看，医疗人才资源分配不均主要体现在省际之间不均，假如多点执业无法跨省域，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此外，基层医师很多都属于执业助理医师，在乡村一级仍无法跨县域流动，只能在家门口打转，多点执业规定对于基层医师来说意义不大。也只有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约束，多点执业之路才会更加通畅，基层看病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

　　当然也要看到的是，“执业地点”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松绑”办法。其一是，医师不必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报备，可不受地理约束到任何一地执业，真正实现自由流动。好处是完全消除了地点约束，坏处是会增加管理难度。

　　其二是，医师到异地执业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报备，这便于医师有序流动和管理，但也会触及医师流动的另一个痛点：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报备仍存在或隐或显的障碍，当医师在工资待遇、社保、职称和职务等方面受制于第一执业机构时，再多的可选项，也可能变成“零选项”。

　　可以肯定，删除“执业地点”会增加医师跨区域流动的可能性，而这仍需加速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比如医师不仅要与第一执业地点协商签订聘用（劳动）合同，明确人事关系和权利义务，而且还要与多点执业机构确定薪酬。

　　不同的执业机构也存在利益纠葛，例如：医疗事故责任如何在医师和几个执业点划分。这也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规则，这些处理不好，多点执业就会受到利益的羁绊。此外，在类别和超范围执业仍很普遍的情况下，删除“执业地点”导致异地医师大量涌入，会给资格认证带来更大困难。“神医”借道“多点执业”行骗，也会更加方便。

　　因此，删除“执业地点”对医疗执法监督是更大考验，准入门槛降低，必然以更加严格的准入后监督作为补充。

　　当前，《执业医师法》大修在即，删除“执业地点”的建议值得听取，但医改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配套措施须跟上，方能趋利避害，确保多点执业的顺畅度与医疗安全得以兼顾。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