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的夏天，我跟着父亲从福州到太原。我没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经常需要东奔西跑，怕留我一个人在他的住处不安全，就把我放在另一个工地上。
那个工地上有我两个舅舅、两个舅妈。我爸说那阵子他们刚好闲着，我过去也不碍事。当时我不懂他说的“刚好闲着”是什么意思。日后从大人们的谈话间才知道，原来工程早就结束了，他们只是呆在原地讨薪。
除了两个舅舅，还有七八个工友也驻扎在工地上。大都是老家的熟面孔，逢年过节都会碰见。他们商量好了，钱不到手就原地不动。
我到时，工地上还有一小片地方在施工。哗啦啦的水泥搅动的声音，吊塔吊着水泥桶在半空中四处晃荡，脚底踩着一层厚厚的灰，抽水机咕噜咕噜地叫喊。
我和小舅住在楼体已经完工的某栋楼的车库里。车库原先是空的，连门也没有。工友们用浇筑用的木模板搭起门脸，门把处拧上锁扣，再加上一把黄铜锁，这就是工地上的一家一户了。
我住在小舅一家的隔壁，据说是当时的一个工友临时回家奔丧，那个房间才空出来。里面的构成很简单，一张用钢管焊起来的双人床，周围放着一堆建筑用的杂物。
我的隔壁住着一户四川的夫妇，他们也是讨薪队伍里的。和舅舅那一大帮人比起来，这户人家显得形单影只。
四川夫妇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儿子，是全工地的活宝，大人给他起外号叫小鸭。整个工地就只有他们家的锅炉是架在外面的，一到做饭时间，豆瓣酱、辣椒酱和着各种东西翻炒，香辣的味道一阵一阵直飘到我的房间里来。
等到七点钟左右，晚饭吃罢。男人从屋子里提着一桶水出来，在空地上只穿一条内裤开始冲凉。女人和小孩则单独在一个车库间里洗澡，四周堆放着木模版，地上有厚厚的一层灰。每次水一冲下去，就会在灰尘中间开出一条小小的水道往外流。
工地上除了我和小鸭两个小孩，还有小舅的女儿。平日我们最大的娱乐是跟着小舅妈到距离工地很远的一个影碟店里租借影片。在那段空闲的夏日时光，我们一起在闷热的车库房内看完了许多电视剧。现在有印象的就只有《大长今》和《少年王》。
讨薪的日子里，女人们看电视剧，男人们的日常则是三五成群地聚在车库门口，围在那个用木模版做成的八仙桌上打牌、抽烟、喝酒。时不时说着黄色笑话。
一群人闹腾腾的，每天都像是在过年。只是没隔几天，就会听到有人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呢？”这句话问出来，大人们就沉默了。
有一天晚上，我被一种类似玻璃爆裂的声音惊醒，发现是隔壁在吵架。他们用的是四川话，我听不懂，男的在吼叫，女的也在吼，浑浊哭泣的声调，东西砸在地上，接着小鸭也开始哭。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门外都是绿色的啤酒瓶碎渣。小鸭妈妈正拿着扫把和畚斗，一点一点的把碎渣子扫进去，玻璃碎片碰撞得叮当响。她看见我，一如往常地笑着问我早饭吃了没有。
二
平时我在小舅家里吃喝，小舅妈做的饭很好吃，我每次都吃得很多。小舅妈不算高，身材中等，做事风风火火。她是精打细算那类女人——工地上大都是这类女人。
她们把每天的伙食费都精准计算好，同时计算要存下的钱，小孩的学费，老公的烟酒钱，寄到家里赡养老人的生活费，总之每一毛都得花在刀刃上。
小舅喜欢买茶，小舅妈总是对此有意见，小舅则对老婆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两个人算过得和谐，不至于像小鸭爸妈那样砸酒瓶子。
住在另一头的大舅是知识分子，上过大学，看起来文绉绉的，工程队里的财务与合同之类都是由他管理。小舅也戴着眼镜，不过他没读什么书，经常一只手扶着镜框抱怨：这近视都是遗传的。
小舅和大舅合作的坏处就在于两个人都很老实，人也精瘦精瘦的，身上还带着南方人那种委婉的腔调，便很容易吃亏。“柿子都是挑软的捏！”
八月的某个下午，小舅像以往一样泡一壶茶坐在门口的八仙桌边上消暑。工程方派来一个会计，他比小舅还要瘦小，同样也戴着眼镜。小舅妈说：“看这样子，就知道是上面派来敷衍人的。”
小舅说来者就是客，热情地请对方坐下，重新泡一壶茶，去叫大舅和其他工友来。小舅妈透过门缝往外看，嘴里念叨起小舅的不谙世故：“人家欠了你那么多钱，你还要请他喝茶，摆明了不是好欺负吗？”
大舅和其他工友也来了，大人们开始饮茶谈话。
开场时，他们说一些有的没的，等把事情引到钱上，会计师就变得含糊其辞。“我们也不确定，大家可能还要再等等。我们也一直在催，但是那边的款项结不下来，这边也发不出钱。”接着，他口风一转，“你们先搬离工地，款项会结的，迟早的事儿。”
有个工友听到“搬离”便急眼了，叫嚷起来：“能不能发，啥时候发，给个准信！活都给你做了，哪有一直赖账的道理？”说完他朝地面踢着石子。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我和表妹像是在欣赏一出戏剧一样，手里剥着晒得生脆的花生，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
一板之隔的小舅妈也仔细听着外面的对话，用力地在大盆里盥洗东西，把各种用具打得乒乓响。
沉默了好长一阵。大舅严肃地将双手放在桌面上，朝会计慢吞吞地说：“叫你们头来吧，这样我们谈不清楚的。”
会计师可能还想再说点什么，但碍于剑拔弩张的气氛，只好应着：“暧暧，是是。”说完，便提着公文包溜了。
会面结束后，工友们又聚在一起开了个会，一直谈到晚饭点。其实话题兜兜转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几个工友纷纷放出狠话：“他要是……我就……”小舅妈摇头，“这群人只会窝里横，要真这么硬气，钱早都到手了。”
我和表妹两个人听烦了，想去开影碟机看电视剧，却被小舅妈阻止。她说大人们正烦心呢，让我们不要开电视机吵吵闹闹。
晚饭一结束，大舅和小舅开始四处打电话，想摸清对方的底细。电话挂了，一群人又是面面相觑，大家都抽着烟，不说话。我心心盼着当天的剧集更新，也沉闷着不说话。
三
会计师走后没几天，来了一个挺着啤酒肚的花衬衫男人。他身后跟着三个人，除了会计师，还有两个壮汉。
我和表妹仍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还有两岁的小鸭。但是这次我们没有东西吃了，两手插在膝盖中间，看着大人们商量得面红耳赤。小舅妈显然想在旁边听着，在门内反复洗着她早上从市场买来的几棵菜，皱着眉头，菜都要洗坏了。
男人们聚拢在八仙桌的周围，站成两边。花衬衫的意思和那个会计师说的一样，不过换了一种口气：“钱一定会给的，但你们的人要先走。”大伙冷哼了几声，几个人在耳畔轻声说了几句，没有理他。
接着，花衬衫坐下来，给抽烟的人散烟，口气也温和了些：“这个工地马上就开始装车库门，进水和电啦，大家伙住在这里，对谁都不方便……”
大舅的眼神透过带着油渍的眼镜异常决绝，却还是诺诺地说：“拿不到钱，我们是不会走的，合同上写清楚的，你们不能这样。”大舅戳了戳桌面的条款。
花衬衫嘿的一声，翘起了二郎腿：“你们这群人怎么不讲理呢？说了会给你们发的，工程还要接着进行，你们住在这儿不碍事吗？”
小舅这回被激怒了，拍着桌子站起来：“到底谁不讲理？”
花衬衫后面的两个壮汉身子往前一倾，准备好了要打架。所有人都蠢蠢欲动，我和表妹看得不敢挪动眼睛。
这时，小舅妈从里面快步走出来，站到男人中间。小舅问她做什么，想劝她回去，被她挣脱了。她走上前指着花衬衫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做老板的，不愁吃不愁穿，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你以为咱们这些工人容易吗？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白天累得半死晚上睡在车库里，你们倒好，拿着钱卡着工人们……”
说着说着，小舅妈就哭红了鼻子，小舅见不是事儿，还是想拉扯她进屋。小舅妈又一次甩开他的手，“我还没说完！”她又指着花衬衫的鼻子，花衬衫离开椅子后退几步。两个壮汉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只好愣在原地。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间歇，花衬衫赶紧双手抱拳作揖，“大姐啊，咱们也都是替人办事儿，您先别这样，有话我们好好商量。钱一定会给的，您看这么着，你们先搬走，我再和上面周旋周旋，尽快，尽快！”
“不行！”小舅妈又指着坐在门口的我和表妹还有两岁的小鸭。“你看看！你看看！我们还得带着孩子，这工地到处都是东西，大人嗑着碰着无所谓。小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担待得起吗？担待得起吗？大老远地来这边，钱没挣着，还得看你们脸色……”
小舅妈开始歇斯底里。一时间，空气里只剩下小舅妈带哭腔的声音。我坐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竟也跟着小舅妈哭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小舅妈也骂累了。花衬衫一脸尴尬的表情，说先告辞了，后续的资金只要到位，就马上打电话过来。
花衬衫就这样走了，一切没有任何进展。工友们带着怨气一哄而散。小舅妈走回房间里用毛巾擦脸，两个眼泡肿肿的。
晚上吃饭时，我和表妹都不敢发出声响。小舅妈看起来没什么胃口，碗里剩下不少米饭。小舅破天荒地给她夹了一堆菜，最后也没有吃完。
第二天早上，小舅妈的眼睛还是红肿的，我们也没有一起看电视，往日热闹的工地变得无比安静。
四
工程方的人再没来工地。小舅和大舅到工程方的办公楼找过几次人。来来回回几趟，终于在八月底讨到一半的钱，点清楚了，装在一个帆布袋里拿了回来。
一到工地，大舅就按照记账本上把钱分清楚。那天后，工地上走了一半的工友，悄无声息的。
大舅和大舅妈也前往另外一个工地，只有小舅一家和我以及另外的两三个无事可做的工友还在工地，等待另外一半的钱。
又过了一周，那边又送来了一半的一半。还有四分之一没有到手。剩下的人失去耐心，都准备离开工地。小舅和小舅妈也要回去，我爸顺便让他们把我领回家。
知道大家都要离开的那天，小鸭的妈妈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哭，小鸭爸爸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哐当哐当的声音。半夜里我听到了几次吼叫，接着是无奈的絮语，然后便沉下去。
第二天四川夫妇还未起床，我们就离开去赶早上的火车了。我都来不及跟小鸭告别。
后来的事情，我不再清楚。如今小舅还在工地上讨生活，为了表弟上学，他们一家在学区买了一套房子。小舅压力陡然变大，每次有工程快要结束，总是担心自己找不到下一个工地，还不上房贷。
而我，每当我经过城市里的工地，我都想起那段日子。想起闷热的天气，一群人围着桌子打牌，影碟机里播放着电视剧，还有啤酒瓶破碎的声音。
作者吴千山，大学生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