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新闻：在中国若干电商网站以及微信朋友朋友圈里，有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商品的价格随着产地的不同略有差异：来自新西兰、加拿大等地的商品标价最高可达219一瓶；国产的5块钱一瓶。

　　瓶子里装的，理应说不是什么稀罕物，只是空气而已。

　　一瓶7.7L“新西兰负离子空气”，原价699，折扣价219，按照产品说明可用180次算，吸一口空气的价格为1.2元。

　　中国北方，雾霾侵害的重灾区，在媒体最新发布的2016中国十大空气质量最差城市排名里，河北省独占七席，被网友封为“中国最污省份”。河北是华北的缩影，是所有资源资源大省和传统工业大省的缩影。

　　和中国一样饱受雾霾折磨的还有邻国印度，如果说河北是华北的缩影，那中国和印度就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缩影。2013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在统计的每年全球550万空气污染致死数字中，中国占160万，印度130万，而过去三十年肺癌死亡率增长465%，许多人可能想不到，每天呼吸进肺里的东西可以转化成这么可怕的数据。

　　个体在面对这种事的时候，往往显得无能为力。除了无奈忍受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能思考，即便是一棵芦苇，也是一颗能思考的芦苇。

　　吉恩·洛格斯登(Gene Logsdon)，经营着农场的作家、小说家、记者。用幽默的笔触记录他对俄亥俄农场童年时光的回忆，那些欧洲防风草、鸢尾花、秃鹰以及小猫乔吉等，都是自然派来的使者。成年后的吉恩经历了生而为人的辛苦，特别是暮年身患癌症，使他越发觉得人类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依靠着大自然教诲和恩惠的人类啊，希望你们不再痛苦，永远看得到奇迹。

　　作者吉恩还说了，倘若这本书没有让你流一滴泪，他就把你买书的钱退还。

　　
　　作者: 吉恩·洛格斯登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关于大自然与生死的沉思

　　出版年: 2016-3-1

　　也许上帝就是一株纯红的鸢尾

　　我们这些邻居都叫他哈里森先生——就算我以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他是第一位教我园林艺术的老师，后来又成为第一位教我生死艺术的老师。他向来话不多，除非是在说他的花花草草，尤其是他养的鸢尾。

　　我们都住在费城北郊，他家就在我家对面，和我们只隔一条街。那时候，我和卡罗第一次奢侈地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们再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啦。哈里森先生很瘦小（其实是干瘪），他早就过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他的脸上几乎总是洋溢着神圣而安详的微笑，仿佛他已经看到了天堂的圣境，还见到了上帝。

　　假如上帝真能让人赏心悦目，或许他还真就见着了上帝。他和妻子几乎就靠他们那块四分之三英亩的地完全做到了自给自足。尽管我和卡罗都在商业化生产运作的农场长大（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夫妻俩这种住在郊区的小型农庄里过活儿的方式对我们来说还真新鲜。我们向哈里森先生讨教后，才真正没处羞去。和他知道的相比，我们的园艺知识，或者说农业知识，那叫一个相形见绌，更别说有关我们身边的野生动植物的知识了。

　　哈里森先生早些年给有钱人管过园子、看过门，也给他们的庄园做过园丁。如今，他只管给自己种些蔬菜水果，给几只母鸡喂些剩菜剩饭，而作为回报，母鸡就给他下蛋，还给他鸡肉。他把鸡粪和剪下的草屑制成堆肥施到园子里——这是多潮的事呀，可哈里森先生老早就这么干了。他可不是有机园艺的积极分子，他这么做不过是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个做法又管用，还不需要掏腰包。他总是很惊讶，种瓜果蔬菜那些事不都是常识吗？怎么到他老的时候竟成了轰动的大事？而我却对他的栽培诀窍十分着迷。

　　我的知识告诉我，要想植物长得好，就得用化肥，可他没用化肥却依然能让植物长得枝繁叶茂，而且他还会杂交鸢尾，培育出了好些新品种。

　　他把鸢尾种球拿来卖，做点小生意。他的梦想，是要培育出能开纯红色花朵的鸢尾。他说，现在世上还没这种鸢尾，一旦成功，那就会值一大笔钱。可他自己倒似乎对发家致富不太感冒。我想，他准是料到，像我这样的人只有看见财富天使在招手才会对他的培育梦想感兴趣。没错，我还就吃这一套。

　　“如果种出了纯红的鸢尾，你打算做什么？”我问。

　　“再想办法种出一个乌黑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显而易见，他钟情的是种鸢尾，不是钱。

　　不过，一想到靠芝麻点儿大的一块地也许就能衣食无忧，我还是激动得不行。我原来一直以为，要想管够吃喝、满足生活需求，怎么都得有一整个农场。现在我们有两英亩地，够不够呢？我看着哈里森先生捣鼓他的鸢尾。其实给鸢尾人工授粉培育新品种并不难，具体操作也不难掌握，只是，把花粉从雄蕊的花药传到雌蕊的柱头时必须十分小心，得确保不受其他花粉干扰。哈里森先生会把婴儿帽似的小东西罩在花朵上，挡住其他的花粉。美国社会就是不习惯这种需要捣鼓的活儿。我们只会买现成的种子和球茎来种。在我们的文化里，有钱买东西就是成功的标志。我们从没想过，我们自己就能培育想要的新品种。

　　“你知道吗？中国人几乎个个都会杂交植物，小孩也会哦。”哈里森先生说，“这是他们文化里的东西。几百年来，他们改良品种，然后拿来买卖。他们都不需要种子公司。”

　　我不敢相信：“几百年啊？”

　　“对啊。你觉得美国农业可以持续那么久吗？照我们现在的做法，美国农业都不够再维持个一百年。”

　　那时候，我为费城《农业期刊》做编辑，满脑子被灌输的思想都是：只要有化学和工业，美国农业就无所不能。但鸢尾这事却挺有意思。

　　哈里森先生的生活是简约派的风格。只要有他的四分之三英亩地，他就会忘掉外边的一切，因为那儿几乎就有他需要的整个世界。他很乐意待在家里。他说年轻的时候，就“看遍了想看的风景”。如果他站在鸢尾园里，周围又是松树，又是鸡窝，还有房子围着，他根本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是啥模样；或者说，外面的世界集中浓缩到了他的小小王国里。我现在就这么个感觉。

　　　　　　　　　　　　　　
　　五月底的鸢尾园，可与任何热带奇异植物展相媲美。只要周六早晨的宁静没被邻居们的割草机摧毁，你甚至很容易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照他那样生活，基本不用买啥。

　　他啥都不缺，可不是嘛：要吃的，他有自己的粮食蔬果；要喝水，他有自己的水井和雨桶；要娱乐，他本身喜欢农作，娱乐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娱乐；要美景，他有自己的风情园；要挣钱，他有卖鸢尾种球的小生意。他若真想了解外边的世界，有电视和书籍足矣。

　　邻居迪克和伊莎贝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园艺，他们也发现了哈里森先生这块“宝”。伊莎贝尔问他能不能教她杂交鸢尾，哈里森先生欣然答应了，还愿意一块教教我们。我也想试种纯红的鸢尾，但很奇怪，我和卡罗都觉得自己没空。不过好在卡罗已经开始种鸢尾了，而且此后年年都种。许多年过去，每当我看到自家的鸢尾在五月底如期怒放（我们的鸢尾地与哈里森先生的小世界相距数百英里），我都会想起哈里森先生——不经意间，他用自己的行动找到了一种突破死亡局限的方式，至少突破了一点点儿。

　　我们三家联合起来，成了新型本地食品协会的典范——当然，这个协会五十年后才有，所以说我们是典范嘛。迪克和伊莎贝尔梦想着有朝一日靠他们小小的蓝莓农场就能维持生计，而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大一片果园了，就在他们那块两英亩地的后边，纱网 此处指防虫网，防虫网覆盖栽培除了能遮阳透光、通风防虫外，还具有抵御暴风雨冲刷和冰雹侵袭等功能，是一项增产实用的环保型农业技术。罩着。他们马上就要像哈里森先生一样开始养鸡了，我和卡罗紧随其后。后院养鸡在这时候还不是流行时尚，我们又赶在了前边。

　　不过1940年以前，大家都在后院养鸡，也没觉得这有多稀奇。但有一阵，我家的鸡让一个邻居有些惊慌。不过，我给他送了些鸡蛋，他就没事了。另一个邻居倒是向我们买了些鸡蛋，但因为是第一次买，不放心又打电话来，说我们的鸡蛋肯定有什么问题。

　　“蛋黄的橙色怎么这么深？”她说。

　　卡罗只好宽慰她并向她保证，蛋黄本来就应该是那种颜色，不必担心。

　　周围的年轻人对我家的鸡很着迷。几个年轻人还花上大把的时间给母鸡们录音，而它们也还对得起观众，“咯咯咯”地叫，有时也唱上几嗓子。他们饶有兴致地看着鸡群，我则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反正都能给逗乐了。我听了大半辈子的鸡叫，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就是儿时心满意足的感觉。可我怎么都不会想到，它竟会勾起城里人的好奇。他们觉得，我们的做法太令人惊奇了，后院不仅有吃的，还能听音乐，这主意简直跟人类本身一样古老。我自己倒是第一次被母鸡创造的美妙音乐打动，以前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怎么好好听过。

　　听着它们的录音，我开始好奇音乐从哪儿来。我又想起了始与终、因与果的问题，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没想明白过。宗教哲学家与物理科学家都选择了他们最喜欢的大前提，而且他们好像都有把握能根据因果逻辑推导出真理。

　　我却觉得更复杂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农民在这里边起啥作用？没等母鸡下蛋，浣熊就想吃鸡，结果被狗赶跑了，这个因果该怎么看？鸡吃的食物又怎么算？鸡舍为母鸡遮风挡雨，大树为鸡舍提供木材……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专门系统地阐释了因果奥秘，但卡罗给孩子们念的老儿歌似乎解释得更清楚：

　　农夫播种种玉米，

　　玉米收了喂公鸡，

　　公鸡清晨把鸣啼，

　　唤醒神父把脸剃，

　　剃了脸往婚礼去，

　　小伙子衣衫褴褛，

　　吻了姑娘把她娶，

　　姑娘孤苦又无依，

　　给皱角牛把奶挤，

　　牛角却将小狗抵，

　　小狗撕咬小猫咪，

　　猫咪捉住了耗子，

　　耗子吃掉了麦子，

　　麦子堆进了屋子，

　　杰克盖起大屋子。

　　人类的音乐在何时何地起源？先有人还是先有音乐？是我们DNA里的基因慢慢让我们开始了歌唱，还是人类听到自然界的声音后，才欣喜地发现自己也能模仿自然之声？

　　　　　　　　　　　
　　我问哈里森先生怎么想。他望着别处，微笑着回答：“也许母鸡是因为听到人唱歌才开始唱歌的。”

　　我们居住的这片郊区又让我想起“永久”这个话题，确切地说，应该是“事无永久”，因为我们身边全是“无常”留下的痕迹。我们后院有条被杂草覆盖的老犁沟，它还穿过邻居家的后院。这个发现让我挺惊奇的。可是，除非一直都住在沃泊尔溪边，否则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条又直又细还长草的长沟究竟是多久前的人们犁地留下的。后来，我认识了一位住在这儿的老人，他都九十多岁了。我问他这件事，他就点点头：“没错，你住的地方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农场。我记得我在那制过干草。”

　　房产住宅区间有些荒地，我喜欢步行穿过那儿去北威尔士或者格温内德谷站搭通勤列车。地里有些荒废的农庄，房子什么的都挺好，只是没人。周围全是新树，树龄在三十年左右。一个老谷仓的边上甚至还有个能用的泉水屋 。看上去，这地方的主人像是大约半个世纪前就离开了，然后再也没回来。于是，周围又建了一座座房屋，而屋里住的人却已不知道，泉水上面的小房子有什么用，尽管附近十字路口就有个村庄叫“泉水屋”。

　　“无常”的影子无处不在。有一天，我们在泉水屋村转悠，发现我们刚吃过午饭的百年客栈对面有一座古老的建筑。我们眯着眼睛往门缝里看。原来里边是个铁匠铺，到处都是马蹄铁之类的装备和打铁工具；看样子，铺子老板只是在某一天关了门歇业，可实际上却再也没回来。这还真是个老古董博物馆。

　　想象一下，在举步之遥的地方建一个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会与之形成怎样的反差？“无常”之所以让这一切变得格外神秘是因为，每当我向当地人问起这些昔日遗迹时，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后来者。无论是铁匠铺、废谷仓、泉水屋，还是你怎么也想不到而至今却依旧竖立在格温内德站台的拴马柱，对生活在新住宅区的人来说，它们都属于遥远的过去，就像沃泊尔溪边上的土丘对我们来说一样，遥不可及。

　　每一年，我都能看着岁月一点一点地吞噬哈里森先生的活力。终于有一天，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启动割草机，他没那么大劲儿拉启动绳了。还有一天，他在家里杀完鸡，一瘸一拐地过马路到我家来买鸡蛋。他从黑色的小钱袋里慢慢摸出硬币——我的祖父过去也随身带那种钱袋。我们不想收他的钱，因为他给我的种种建议，园艺啦，种树啦，可比这值钱多了。但他坚持要付钱，不然他就不安心。我只好接受了他的硬币。

　　即便妻子去世，哈里森先生脸上的笑容一开始也没因此而黯淡。可他越来越虚弱，我就常常闲晃到他家去看看，确保他一切安好。

　　他有亲戚照料，不过我照看他很方便，况且，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借口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园艺方面的问题。下午，他会坐在那片鸢尾地旁的树阴下，在他的“花园椅”里熟睡。我觉得那真是一幅绝妙的画卷：一个老人完全沉浸在自己平静的世界里。于是，我会悄悄地溜走，生怕打搅他；如果他醒着，或者在我走近的时候醒了，我们就会谈谈天。

　　“你怎么看待死亡？”有一次他冷不防地问。

　　我吓了一跳。“死亡”这事在那时候离我还有点儿远，我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门心思想的，都是怎么赚钱糊口，毕竟我干记者这一行没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要拿稳饭碗，可不得花点儿心思嘛。“什么意思？”我问。

　　“如果我就坐在这儿，就在我的花园里睡着死去，不是很好吗？”

　　
　　很多年以后，我才有了类似的想法，所以当时的我面对这样的疑问，只是被惊得不知所措，无言以对。谈论死亡这个话题终究不太礼貌，就好像告诉别人说，某某某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他们想把我送到老人院去。”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可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不能阻止他们吗？”他的声音有点儿急迫。

　　我脑袋里乱糟糟的。我怎么可能插手呢？以当时的情形，这事我压根就管不着呀！但是，他话里有话，铿锵有力，发人深省。我们这儿不都万事俱备了吗？邻居们都在本地工作，住得又都很近，我们完全可以召集大伙，想办法照看哈里森先生，就像阿米什人照料老人的方法一样。

　　我看着地面，咕哝说：“我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这么做。”

　　他微微点了点头。他当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害怕离开自己的小天堂，这是带给他慰藉，让他感到快乐与安全的源泉。这种担心被带走的恐惧让他愿意考虑任何不可能的事。“如果他们非得让我去，我无论如何都要饿死自己，”他说，“在这儿饿死都比在别处舒服。”

　　这时，我开始坐立不安了，甚至有点儿害怕。我从来都没设身处地想过自己年老无助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你相信有天堂吗？”他问。见我还是没答话，他又说：“也许这儿就是天堂。”

　　“也许上帝就是一株纯红的鸢尾。”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他又露出了他招牌式的大微笑。就在他转过头去的一瞬间，我想我看到他在点头表示赞同，那个动作细微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到。

　　有一天，哈里森先生不见了。没错，你猜对了。我们得知他被送进了养老院。为了找个理由减轻我们的罪恶感，我们一致同意“这是最好的安排”。不久，我们听说他死了。而我，没有打听细节。

　　很快，鸢尾花园和松树林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房，就在原地上。它怎么看都像是一种亵渎。

　　这时，一个推销员到我家来卖墓地。我莫名地感到惊恐，甚至感觉受到了侮辱。我用近乎粗鲁的方式把他打发了。

　　竟然有人胆敢妄想我会死？世上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飞速发生变化，而我却后知后觉。我依旧认为，死亡是件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我只是决心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在这儿，新房不能比老人、鸢尾花和松树林更重要。我以为世上真有这样一处地方。我仍然盲目相信“永久”的存在。

　　大自然的那股子韧劲儿

　　早在19世纪80年代，从我家附近流过的桑达斯基河居然在七月就全结冰了，于是每个教堂的讲坛都传来了世界末日的声音。

　　很少有人知道，1883年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的大火山喀拉喀托爆发，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飘荡在空中，遮天蔽日达数年之久。不过就算告诉他们，很多人应该也不会相信，所以还是鼓吹世界末日要有趣得多。

　　一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就只会往教堂的募捐篮里塞钱，劝上帝改改主意；人们这么爱奉献，上帝当然会改变主意咯。皆大欢喜。尤其是牧师，因为每次坏天气顺利过境都能再一次向信徒们证明：真有仁慈的主，他确确实实存在。还有，教堂也确确实实缺钱装个新炉子。

　　想象一下，假如那样恐怖的事发生在今天会怎样——“全球变冷”会成为热议话题，我们也得赶紧烧更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这样全球变暖的日子才会回来。

　　2012年夏天，美国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大旱。据说，它不仅堪列中西部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也是全球变暖的标志。到了八月，我也中了那个经典魔咒——人们动不动就唱世界末日的调调——感觉世界末日好像真的开始了。1888年夏季冰冻的事，我一点教训都没吸取。1988年几个月不下雨的事，我也还是没长进。那一年从4月11日到7月17日，我们的农场就没下一滴雨。我就是相信，末日不远了，大伙儿都快完蛋了。20世纪整个30年代，恶劣的天气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的父母也不禁相信，末日就要来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全球变暖这回事，想找个替罪羊都不知道还能怪谁。

　　要是让今天的美国人赶上河流在七月就全冻住，他们准会开始自杀，那个自杀率比起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偏执着呢。热忱的基督徒会把每个教堂的金库都塞满钱，反正这玩意儿也快没用了；热忱的科学家肯定会提议造火箭，这可是现代版的诺亚方舟，造出来就能把他们送到某个星球上，那儿总是阳光普照，但需要下雨的时候它就会下雨，还不会胡乱下暴雨（有意思的是，肯塔基州在2012年竟然真的建起了诺亚方舟。他们说是为了吸引游客，但或许福音派信徒才知道我们不了解的内情。我只想知道，怎样才能逃过下一次大灾）。

　　我们为每况愈下的环境发愁固然情有可原，可一味的担心却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大自然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它在我们身边就随处可见。

　　拿我有把握的事来说吧，原子弹炸毁了广岛却没能炸毁那里的银杏；1980年，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爆发后，火山喷出的熔岩还在慢慢冷却，那一带的植物就已经开始复苏。

　　
　　我在书中也读到，世界贸易中心上的一棵豆梨树在经历“9·11”恐怖袭击后照样活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故发生后，当地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它的复原速度却比科学家预料的快得多。最近，《纽约时报杂志》也刊登了一个关于自然修复的好实例。文章里说，日本有一种水母，虽然是低等动物，却几乎永远不会死。只要在它的自然生长环境下（哪怕是在皮氏培养皿里，只要有它需要的环境），这种水母就会不断自我更新，循环往复，永不停歇，或者说，至少到下一次桑达斯基河会冰冻的7月，它都不会停。即使受到攻击都快死了，它也会重组自己的生理结构，完成更新，获得再生。新久保田是一位专门研究水母的科学家，我很喜欢文章里他的那句话：“聪明的人类完全有能力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不死。问题是，我们不配。”

　　那些不是我亲身经历或者直接接触的例子，我就不太想举了，因为太多作家见过或者专门描写过远方大自然的顽强修复力。对我来说，光是看我们这儿的停车场路面都够震撼了，还是铺过沥青的地，野草却照样钻出来。我们以为自然的过程，其实多么令人敬畏！

　　日益增长的人口与不断发展的商品农业都在极力破坏我身边的自然环境，可它恢复起来却比预料的快得多。1950年的时候，白尾鹿在我们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可现在，它多得就跟害虫似的。昨天的俄亥俄州田野看上去还好像一个巨大的棒球场内野（只不过这“内野”上还种着玉米和大豆），现在你再看，水獭、野火鸡、海狸、黑熊、山猫、郊狼和老鹰，全回来繁衍生息了。

　　几年前，一株黑胡桃树苗从我家的芦笋地里冒了出来，我贴着地面把它给砍了，心想这样就能摆脱它了（胡桃树根分泌的化合物胡桃醌会杀死芦笋）。如你所料，它又长回来了。我就再砍，它又再长。我就好奇了，开始数它到底要长回来多少次。几年下来，这顽固的小苗被我斩首了十四次，每次它都长回来。我又恼火又好奇，干脆用枯叶把它盖住，点了把小火，想烧它个片甲不留。可它还是长回来了。阴魂不散。我只好挖出它的根，干掉这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树苗。

　　
　　在追求不死这件事上，树木比人类领先。恐龙还在地球上悠闲漫步的时候，悬铃木（我透过办公室窗户就能看到一棵）就已经在迅速繁殖了。

　　在我的家乡桑达斯基，有一棵悬铃木，就在桑达斯基河畔。整个19世纪末，人们都最爱上它那儿聚会，就连七月冰冻的那一年也不例外。当地人都相信，它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悬铃木，不过这事我早听说了。一本介绍当地历史的书上有一张它的照片。

　　照片里，这棵悬铃木在1900年的时候有七根树干，每一根都相当粗壮，很是傲人。它们围绕最早的那根主干生长，而主干明显已经烂掉了。估算起来，这棵树已经两百多岁了。民间传说，这块地的主人喜欢猜忌（或者妒忌），看不惯年轻人在树阴下嬉戏野餐、饮酒交友，于是企图放火烧掉它。精通不死奥秘的悬铃木才不会答应。直到1903年的一场狂风暴雨，它才终于倒了下来。不过请放心，在我沿着桑达斯基河畔玩耍的那些年，河边依然有很多悬铃木，绿荫浓浓，而且我有种预感，恐龙重回地球的时候它们也还在那儿。

　　美国东部现在的森林覆盖面积比一百年前大，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诧。我倒没觉得有多难以置信。我在林地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又亲眼目睹过植物们从不放弃生长的强大生命力。树木从四面八方向我逼近，可我越来越年老体衰，感觉要是没有一场森林大火或者七百加仑的农达，想要制约它们的生长着实困难。我们以为树木的生长慢慢吞吞，可只要我背过身去，对田地不闻不问，也不打理林地，一年不到的时间，那些小苗子就跟装了弹簧似的，要蹦到太阳跟前去。

　　野草和灌木就长得更快了，没等树苗醒过神，它们就抢先长了起来。一个夏天的工夫，一丛自生自灭的野蔷薇就把它的地界翻了两番，够让我惊异的。灌木丛下的小树苗也缓过劲来了，窸窸窣窣地后来者居上，五年之内，它们的个头都会高过野草，赢得阳光，冲向云霄。

　　人类看到的永远是会循环的周期，因为我们想问题的时候，总会考虑始与终、因与果我们会考虑时间的流逝。

　　森林不同；它的每次行动只落在永远的当下。死亡不是终点，也不是尽头，而是另一种开始。树木们不是在早已注定的周期里循环生灭，而是穿行在一个又一个偶发的零星片段里，永无止境。

　　我绞尽脑汁想找合适的词语描绘真实的永恒，可我找不到。正如埃里克·托恩斯迈耶在《天堂般的沃土》中所写的那样：“（演替）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群落中一些物种侵入，另一些物种消失，群落组成和环境朝一定方向产生有顺序的发展变化，就是演替。它是植物群落动态最重要的特征。没有开始、中期和结束的区分，也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高潮’的点。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它的情状千姿百态，它的结果也难以准确预料。但是可以肯定，它的发生，只因某一‘块’指定的土地受到了干扰。”

　　此时此刻，许多人又在为橡树（特别是白橡）搓手干着急，因为它们正遭受病虫害的侵袭。要是几年前，我也会在那儿把手搓来搓去；现在，我不搓手了，我磋商；我每天和家门外的那一丛橡树磋商——两棵大果栎，五棵白橡，三棵黑栎，还有一棵针栎和一棵红橡。它们向我保证，一定比我长寿得多——它们现在就已经全都一百多快两百岁了。

　　橡树作为一个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话一定会受到若干威胁，但树木的字典里也不会有“威胁”这个词。只要树木的生长还受气候影响，我们就还有各类树木作伴；假如我能再活个一两百年，我敢打包票，这些橡树全都还在这儿。

　　枫树也挤进了小树林，威胁到了橡树的生长。枫树浓密的枝叶肩摩着肩，把橡树需要的阳光全给遮住了。林务员告诉我，欧洲人到来前，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自然的办法便是用火烧。这么说来，人类有时会故意放点火。你要是看见哪儿立着一片白橡或大果栎，那儿准是大火给它们烧出的活路。人还真够聪明的，懂得利用橡树的那股子韧劲儿。白橡，尤其是大果栎，经得住一些火烧。火焰蹿过森林的时候，这些橡树会因耐火活下来，落下橡子，生根发芽。这样，比起那些耐荫性强一些的树种，橡树便赢得了生长的先机，而只要有阳光，橡树都是老大哥。

　　但我比较相信，橡树之所以能活下来并且能继续活下去是因为，它们生长的地盘是马赛克镶嵌型结构，一小格一小格的，就像托恩斯迈耶说的，每一个小格都得各自为战。有些树总能战胜各种病虫害，因为它们比那些“威胁”活得还要长久。橡树就深谙生存之道。吃橡子的动物越来越多，一度我都担忧，增殖的野生动物会不会吃得太多，橡树都没种子长新树了。我还特地留意了就在我家房屋边上的那棵白橡。前两年冬天雪还不厚的时候，有一群鹿（大约七头），每天晚上都会来这儿。它们凭着嗅觉把雪下的橡子找出来吃。好些松鼠和花鼠也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上这儿来享用橡子大餐。冠蓝鸦和野火鸡也多起来了，它们也不会错过自己的那一份美餐。不过野火鸡很害羞（我猜的），不敢太靠近屋子。

　　
　　不管怎样，我百分之两百确定，前年落下的橡子都被吃掉了，去年的春天不会有橡子发新芽。你猜怎么着？四月的时候，我竟发现了五十株橡树苗，而且还不止这么多，我都没耐心数下去了。我们人类还真搞不懂大自然的效率，因为在我们看来，它那一套太没效率了。一棵成熟的橡树在丰收的好年份会落下成千上万粒橡子。每一个世纪，只要有一粒橡子发芽、生长，它们这个物种就能得到延续。它会积蓄能量，等待丰年，时机成熟，又会有成百上千的新树苗萌芽生长。

　　白橡子的坚韧特别使人震惊。十月，它投向大地的怀抱。几个星期不到的工夫，躺在土表的它就能向地下扎根五英寸。我仔细观察过被寄生虫吃掉了一半的橡子，它们扎根的速度并没因为残缺而有丝毫减慢。春天，主根生出许多小根，小树苗也破土而出迎着太阳生长。

　　大自然的那股子韧劲儿在大旱过后尤其引人注目，例如2012年我们撞上的那次。早熟禾与白三叶是我们牧场最主要的牧草，可它们在六月就枯萎了，结果到八月底，一些区域光秃秃的，只剩下土。好在一下雨，早熟禾又疯长起来，一眨眼就盖住了裸露的土地，还把同样想趁机长一长的羊茅挤到了边上。十一月，我的牧草肥厚丰美，羊群一时半会儿是吃不完了，吃到来年一月都行，那时积雪还不深。

　　可事实上，羊群在新年三月的时候还啃着上一年的早熟禾，而四月的时候，新草又长出来了。也就是说，虽然我在六、七、八月没能放牧，但是我的羊群从九月起就又吃上了牧草，而且一连吃到十二月都没问题。它们甚至在冬天的一段时间里都还有草吃（那年冬天只下过一次大雪，除了那次，其他时间积雪都不深）。某位牧草专家声明，早熟禾不是一种“可取”的草料，理由是早熟禾会在干燥的夏末休眠而停止生长。每次我听到这个声明几乎都会用尖叫表示抗议和不满。我家牧场上的早熟禾总能说明问题吧？

　　我的牧场还告诉我，其实人类不用像现在这样每年都耕地，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用来追求“不死”。

　　如果生命真的可以永恒，我们需要更好地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它会保证向我们源源不断地供应食物，旱年也不例外。我们不用建方舟或造火箭，只需在土地种上多年生植物。也许将来的某位词源学家会发现，原来古老的《圣经》一直都没翻译对，诺亚建造的也许并不是一艘方舟，而是一片常年水草丰美的高地。

　　（实习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