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人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具体地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马、恩因此夸大了错把当时已经开始发生的的经济危机的意义，视为是资本主义已经容纳不了当时的生产力的证据，错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他们因此深信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据此他们提出了由产业工人进行暴力革命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后者因为符合当时西欧激进工人的欲求而产生了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进而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如今它已经被历史所否定。迄今世界上生产力的发展仍未达到为资本主义所容纳不了的地步。因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决不”的论断，迄今资本主义仍然还是‘决不会灭亡’的，虽然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已经清晰可见。
马、恩对产业工人的革命期待已经落空。后世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只是要求改良，而且其队伍由于生产的日益自动化而正在走向萎缩。马恩当年为了动员工人干革命利用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学说。但后者其实是非常片面的，不讲必要的妥协与合作，而且对阶级不进行进步与否的区分。
马、恩未能充分认识科技知识份子阶层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也未预见到他们后来会发展成为工薪阶级的主体。他们才是未来把社会推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主力。
2，马、恩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实，而且得到了应有的发展：一是科学技术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在作阶级分析时，必须把能否代表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认识科技知识份子阶层、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作用；三是如今已经认识到只有不再能为企业生产利润的强大生产力，才是真正为资本主义所容纳不了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学说。
3，列宁的十月革命思想是一种革命的历史唯心主义，不是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宣扬革命暴力可以彻底改造经济基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十月革命既不是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的，也没有创造出它。他们在落后的俄罗斯并没有真的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没收了私营企业，搞起了以政府作为唯一的寡头的绝对垄断的资本主义，由于没有生存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实际上是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历史已经否定了这种革命历史唯心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家犯这种错误是必然的。
4，虽然苏联依靠压榨农业也实现了工业化，却为此付出了超常惨痛的代价，工业质量不佳，农业从此一蹶不振。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并不是共产主义初期阶段的胜利，而只是高度集权的庞然大国的胜利。
苏联虽然非常重视科技与教育，但是官僚专制主义体制阻碍了科技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它们始终赶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工人们不可能罢工以争取自身的权益，只能以消极怠工渲泄不满。再加上官僚主义的瞎指挥 ，许多企业长期亏损，靠国家养着，却也不会被淘汰。
这种社会体制的致命伤是没有必要的纠错机制。一旦犯了大错，就只好一错到底，造成灾难。
5，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作为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特殊的一员，其特殊性在于代表落后城乡贫民的极端部分的极左势力大搞轻视科技、轻视文化教育、敌视知识分子的大老粗至上主义。当时党的最严重问题正在于斗不过他们，致令两次给国家造成浩劫。但是也正因此，代表左翼知识份子的党内先进力量方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开放。
6，改革开放把中国大陆从严重抑制着国家发展的特殊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中解放出来，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社会上也必然地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种种恶象。党和政府已经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根本的治本却在于尽快地使国家全面地发达起来，越过这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也正是党和中华民族当今的历史使命。
如今党在经济改革上坚持市场化和发动全民艰苦创业创新的道路，适时地配合以相应的政治方针政策上的修正。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切实可行的，必须坚持。必须注意团结依靠科技知识份子，决不重蹈过去极左的覆辙。需要进一步分析认识过去惨痛的教训，逐步清除斯大林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残余，以便能够更好地建设国家。
7，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决不是今天所应该从事的历史使命。过去共产国际正是在这里犯了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错误。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奠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它只能是一种高度文明的，全民知识份子化（甚至是高级知识份子化）的，消除了一切笨重的体力劳动的，工农业生产实现了无人化的社会。基本生活资料对全民无限额提供。免除了谋生的压力而得到自由的人们，方才真正可以充地分发挥每个人的的特长与爱好。个人的工作岗位主要依靠个人自己来创造。不再存在阶级的差异。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企业全都是非盈利性的纯粹服务性的。在初期阶段仍然会有货币和生产不对全民供应的特殊物品的个体企业，
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正在为未来的社会奠立着基础: 1) 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特别是生产无人化的基础；2）民主、自由、人权与高度法治z化的文明基础；3）日益普及的高等教育正在为实现全民知识份子化奠立着基础；4）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私有观念和等价交换原则已经受到了越来越葚的侵犯与破坏，而且随着生活的日益富裕，人们的私有观念已经开始淡化；5）完全自由的义务劳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断在发展。这已经在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态度奠立了基础。
向资本主义后新社会的过渡，可以从为了应付因生产的无人化而产生的巨额失业而实行的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的免费提供开始（相关的萌芽已经到处可见）。
向资后新社会的过渡的关键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强大先进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因此这种过渡也只可能是逐步进行的。任何暴力革命都是用不着的。
前言
我是一名自软科学工作者，本来是没有资格来写这种评论性的文章的。只是由于早年参加革命，在1949年以前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1958年以后由于对‘大跃进’的理和实践论深感怀疑。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更认识到这是‘知错不改’。所以更加自觉地独自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虽然在文革中大受冲击，在研究所里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号和相应的‘待遇’。但是直到文革末期，我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我本来就有斯大林全集，在文革后期，我从旧书店里终于买全了《列宁全集》第一版。后来又买齐了收集了列宁全集第二版中为第一版中所没有的文章的《列宁文集》。专业工作之余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这方面的阅读上。我主要是对当时的‘大老粗至上主义’极为不满，认为完全是反对列宁斯大林主义的。
我的思想进步很慢，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方才在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检验标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的教育下，方才逐步认识到了列宁的错误，并进而逐步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的局限性。
我不是党员，但是有离休的资格。1996年秋离休后，由于照顾爱人的研究工作来到了美国，除了继续我的进化细胞生物学的理论探讨外，仍然继续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
2001年底我暂时回国，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有关同志的鼓励下，给党中央写了一篇个人的认识与建议。但是写好了以后发现我根本没有路可能把我的建议送给党的领导人。如果通过省委宣传部其难免危及有关同志的仕途。此文后来无意中得到了吴江先生的赏识，被他推荐给了《炎黄春秋》杂志，公开发表在该刊的2002年的第12期上【1】。吴江先生并且亲自撰文进行了评论【2】。这对我后来集中精力进行分析研究有关的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特殊的眼疾，我十几年前就已经只能依靠特殊的电子放大装置和特别为我安装的有巨大屏幕的计算机来进行工作。如今我已经进入85岁，因此想把我多年来的理论思考所得写出应该总结，供同志们分分析参考。虽然不过是些平凡至极的道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要弄清楚却还真不容易。
吴江先生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是我相信此文中的一些大胆的看法是能够得到他的认同的。
一，马、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一）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终结
各种社会学说或思潮的正确与否，跟它们在世界上能否起到影响历史发展的作用，其实是两回事，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一种学说或思潮只要能够在一段时期内，符合当时的某种社会群体的需要，就能够掌握有关的群众从而影响当时社会发展。
在十九世纪西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工业生产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工人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加。但是当时的社会仍然还处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工人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利益，以致于贫富悬殊日益加剧。 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毫无保障，致令他们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所有这些使得工人们的愤怒情绪日益增长。 社会动荡不安。工人们中间的激进分子已经自发地提出了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他们所组织的“共产主义同盟”委托马、恩为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科学的论证。这就导致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也正是由于工人们有此需要，所以‘宣言’才一问世，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包括落后的俄罗斯。‘宣言’进一步推动了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可以说，‘宣言’的问世也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虽然他们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欧，马、恩根据十九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情况，虽然预见到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先进生产力将会发展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地步，但是在十九世纪的西欧，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人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具体地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马、恩因此过分夸大了当时已经开始发生的的经济危机的意义，把它们视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容纳不了当时的那点生产力的证据，因此错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他们深信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要到来，因此他们提出了由产业工人进行暴力革命，把社会推进到共产主义阶段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个学说由于符合十九世纪西欧激进工人们的要求而产生了了巨大的影响，并且由于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得‘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不发达国家也一度有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但是如今它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否定。《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曾经任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胆战心惊，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如今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关课程的教师竟然主动地要学生们去哦阅读，自由地进行分析！
（二）在十九世纪人们不可能具体地认识什么是为资本主义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
由于在十九世纪人们根本不可能具体地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以致于当时他们所提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是违背他们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的。迄今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仍未达到为资本主义所容纳不了的地步。因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决不”的论断，迄今资本主义仍然还是‘决不会灭亡’的。虽然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初，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清晰可见。
恩格斯在他1895年逝世前三个月，总结了西欧各国在1848年以后经济的巨大发展，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3】中坦率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恩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512页), “历史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第 510页）。后来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大大地证明了这一点。很难想象久居西欧的列宁会不知恩格斯的这篇辞世之作，何况后来的共产国际也从来不宣提此文。文革中1972年出版的马恩选集第一版中也没有这篇极重要的文章，虽然编者宣称已经包括了马恩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
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九世纪的人们由于时代的局限，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什么才是真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先进生产力。
马、恩当年为了动员工人幹革命，利用了前人的片面地阶级斗争学说。这种学说只讲斗争，而不讲阶级间的妥协与合作。然而在一切阶级社会中，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起码的阶级妥协与合作，就不可能有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就只好被别的国家、民族所灭亡和被奴役。
从今天来看，当时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就是未能从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角度对各个阶级进行区别对待。这就导致后世的极左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歌颂一切受压制的人群，歌颂各种毫无进步意义的造反。一个最明显的实例就是他们竟然歌颂明末的‘农民起义’。后者直接导致奴隶制的满族入主中原。若非满清全面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三）马、恩对于产业工人的期待的落空
十九世纪西欧工人的革命情绪，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创建，促使使马、恩确信产业工人是未来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创建者。实际上恩格斯在1875年写《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产业工人并没有不断推进生产力的能力，但是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然而他在这里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 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4】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实事求是地把生产力的发展归功于资产阶级。他强调只有在生产力达到很高的水平以后。消灭阶级差别才可能是真正的进步。可见后世的的革命家们所搞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马、恩没有料到工人们的斗争促使资产阶级政府创建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而工人们则尽力加强它的发展。结果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工人们不是日益走向革命，而是日益走向改良。结果弄到后来 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在发达国家有了极大地发展，而主张革命的共产党组织竟然无法发展！马、恩更没有料到的是，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 生产力的日益自动化，产业工人的队伍竟然日益萎缩。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马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令马恩更加想不到的是，由于生产的日益自动化，这个阶层正在走向萎缩。
从今天来看，‘革命马克思主义’，即在世界上进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其最根本的毛病是，人类会进入一个资本主义后的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社会；但是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他们把当时已经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已经容纳不了当时的生产力的标志。所以他们深信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到。虽然实际上那不过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
由于他们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已到，由此他们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的逻辑推断，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而最根本的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
对当时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与‘革命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在当时就已经发展到了其末日，然而资本主义却又明摆着非常强大，因此他们才会有非得进行暴力革命不可的想法，并且认为在革命成功以后有进行工人阶级的专政的必要。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工薪阶级的产业工人阶层的身上。虽然他们后来已经知道产业工人并没有发展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能力和兴趣，但是他们对此并未给予重视，因为当时除了产业工人而外，确实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寄托以进行暴力革命的希望的阶级力量。当时非产业工人的落后的城乡贫民和其中的流氓无产者，虽然人数众多而且富有暴力造反的破坏性，但是实在不是什么有能力建设新社会的力量。这正是当时已经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马、恩，远比当时与后世的一切民粹主义领袖们高明的地方。
从今天来看，马、恩当时过分夸大了产业工人从事暴力革命的可能趋势。他们在当时更不可能预见到产业工人阶层在后世竟然会由于生产力的自动化而逐步走向萎缩。
（四）马、恩未能充分认识科技知识份子阶层的先进性
他们也不可能预计到工薪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后来竟然会发展壮大成为工薪阶级的主体，而且只有他们才真正有能力在未来建设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
马、恩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使得他们对当时西欧的科技知识份子的评价有失偏颇，未能认识他们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预估到其实只有他们才真正有远大前程，只有他们才是未来建设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真正的力量。马、恩因为知识份子们对当时的工人运动的冷淡，而对他们有所批评。这些批评后来又被后世的极左势力所夸大和歪曲。今天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实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劳动人民生活的长远改善）的标准来衡量，十九世纪西欧的科技知识份子有没有权利支持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和科技，而对对当时的工人革命运动表示冷淡？当然是有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工人革命运动的目标完全是脱离当时的实际可能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创立与发展
（一） 马、恩真正的学术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而不是他们的具体的革命学说
托派理论家 杜娜叶夫斯卡娅 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中 断言：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革命就什么也不是【5】。这当然是不对的。
吴江先生说非常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他跟胡耀邦同志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就建议在党章中只要写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够了，不必写马克思主义。【6】，在2010年的长途电话中也也对我表示本文所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言前途了。
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正好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很难为文化低下的工人群众所深入理解，而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却又由于他们自发的革命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而难以真正掌握。后世的极左份子甚至对历史唯物主义十分反感，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妄图加以批判；而且想用片面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加以冒充！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为后世的历史发展所证实，特别是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失败所证实。
由于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由于思想认识对于人们的行为有强大影响，人类是自发地倾向于历史唯心主义，把思想意识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后来人们看到政治暴力对于思想意识的影响，又倾向于夸大社会政治暴力的作用，也同样是历史唯心主义。可以说，有史以来从来就是如此。马、恩在十九世纪能够在分析总结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功绩，为社会科学奠立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他们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本意，是想用以规范和指导革命者们的行为。不幸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偏见的学者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多大困难，而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却由于他们自发的革命历史唯心主义而极难掌握。
革命家们在取得政权以前，由于其艰难的处境，不得不一再地强调坚强的革命意志的重要。这种教育往往暗含着对客观发展规律的轻视。这对于掌握政权以前的革命家们通常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轻视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马克思的被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决不’的科学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 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7】
这个论断的真理性已经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实践所证实。资本主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今天仍然还没有发挥完。二十世纪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们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决不会灭亡的历史时代，特别是在急需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落后国家，却偏偏以为只要依靠暴力纯粹人为地禁绝了私营资本主义而搞计划经济，就可以‘解放生产力’！历史已经无情地教训了他们。
十月革命既没有共产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作基础，又没有创造出它，而只不过是没收了资本家的企业，由革命政府作为唯一的资本家进行绝对垄断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已。革命政府并未让这些企业进行非盈利性的生产，而是正好相反，让它们上缴尽可能多的利润以便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跟资本主义的生产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只是由于没有了市场竞争，不再存在自然的优胜劣汰，落后的企业得到了保护，而先进的企业却得不到促进，实际上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这正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二） 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得到了重大的发展。
一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指出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而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经弥补了这一缺陷。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不仅已经明确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明确了必须从能否代表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组织乃至个人在历史发展上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不如此，就不能如实地认识资产阶级与科技知识份子在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也只有资产阶级的先进力量和工薪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才有此能力。
在今天，如果不能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各个阶级、阶层和一切政治组织，就会使本来就片面的阶级斗争学说变得更为有害。后世的极左份子也正是因此才有机会把阶级斗争极端化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断人为地硬搞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断给国家、社会和共产党自己制造灾难。
从今天来看，真正为资本主义所容纳不了的先进生产力，就是未来会使企业一点利润也得不到的强大生产力，例如极度‘无人化’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也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那时，企业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纯粹是服务社会的。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种生产力，但是在十九世纪的西欧却连一点迹象都还没有。
我们弄清楚了究竟怎样的先进生产力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真正容纳不了的。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虽然只是个很小的进步，但是其政治意义却非常巨大，因为指出了过去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根本性错误。
在还没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决不可能被消灭的。暴力革命本身并不会创造任何先进的生产力。革命只能解放生产力，而不会创造生产力。
三，列宁的十月革命思想与革命历史唯心主义
（一） 列宁的十月革命思想的革命历史唯心主义与列宁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不足
列宁的十月革命思想是一种革命的历史唯心主义。在革命的问题上列宁没有坚持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不是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结构等等上层建筑，而是大力宣扬革命的暴力政权可以彻底改造造经济基础，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不幸的是，历史的实践并未证实这种如意算盘。
列宁等革命家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工人夺得了政权，把原先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力夺取过来就行了。代表不发达国家的城乡贫民的民粹主义者们也同样认为，只要他们夺得了政权，文化极其低下的城乡贫民在锄头扁担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也照样可以建设共产主义。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唱对台戏。按照马克思的“两个决不”的科学判断，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就好像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跟适合小农与手工业经济的生产力的封建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一样
共产主义革命家们以为革命政权万能，以为只要牢牢地掌握住政权，就可以任意地改造全社会。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性。他说“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8】。然而马、恩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巴黎公社式的。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以这样的话作结：“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9】。强大有力的革命政权这种‘上层建筑’当然可以对社会的经济基础起强大的但决不是无限大的反作用，。未来工农业全部‘无人化’的生产力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任何革命政权无论如何强大和血腥，也不能创造出这样的生产力来。革命政权实行的方针政策只要有利于这种生产力在未来的实现就已属万幸了。历史表明那些主张‘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的极左的革命家们‘天生地’就酷爱在国家建设上瞎指挥。
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进步能力的认识过于不足；不知不觉地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套用到了资本主义的身上。列宁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就必然会灭亡了。殊不知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二十世纪初就主动地就行了反垄断的斗争，国会通过了反垄断法。结果使得列宁的推测完全落空。
列宁不仅对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上的强大能力严重地认识不足；而且对工薪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也远落后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列宁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艰难实践中方才逐渐认识到科技知识份子的重要性。否则的话，他在革命之初就会对知识份子采取争取和保护的态度了，决不会让俄罗斯本来就为数不足的科技知识份子许多在革命中死于非命，大量流亡海外。这给苏联后来的建设造成了级大的困难，以致于只好通过共产国际动员外国的科技人员到苏联参加建设。
（二） 根本不存在十月革命道路胜利的必然性
十月革命的错误其实早就暴露出来了: 十月革命的爆发并未如革命家们所预期地那样在欧引引发普遍的工人革命；在整个二十世纪，也没有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十月革命的路；在二十世纪，除了苏联而外，也没有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是由于工人起义而建立了工人政权的。这些全都说明根本不存在十月革命道路的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过去的革命宣传从来只讲十月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却只字不提对十月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偶然性因素，即俄罗斯的土地辽阔，而且其大部分领土是在亚洲。革命政权只是在西部受到欧洲列强的威胁。十月革命如果是发生在欧洲的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都决不可能单独胜利并且长期持续存在。
（三）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计划经济’
在社会中还没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下的先进生产力，即不能为资本主义企业创造利润的生产力时，即使革命家夺得了政权，也依然只有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十月革命后真正实行的，也依然还是资本主义，即国家绝对垄断的资本主义，即没有市场竞争没有优胜劣汰的，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的最坏的资本主义。在极落后国家革命成功甚至还更糟，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专制传统和科学的路落后也会起作用，不可避免地导致瞎指挥。
在急需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纯粹人为地消灭了仅有的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却还以为绝对垄断的‘计划经济’，就可以‘解放生产力’！
殊不知，即使是在科学馆度发达的国家，编制好一份切合整个国家的实际的详尽的经济计划，也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科学技术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度，搞计划经济，必然会发生严重的瞎指挥。何况沙俄、中国等不发达国家有强固的官僚专制主义的传统，革命政权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的制衡力量，沾染上官僚专制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计划经济’，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起作用。
这是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人民普遍都较为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长期以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致使苏东剧变时广大人民根本不站在官方的一边。
（四） 列宁的思想演变
对世界认识不足是很自然的，不应予以苛责。但是对革命历史唯心主义却决不可掉以轻心。
列宁个人在辩证法的掌握上下过苦功，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也下过苦功。
在列宁思想变化的第一阶段，由于追随普列汉诺夫，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者们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他实事求是地主张要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为发展开辟最好的道路。列宁1905年在他的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明确地指出: “马 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 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 ,真正扫清地’,‘民 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 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 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蕞广泛、蕞自由、蕞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10】。
但是没过几年，他就被夺得政权的大好机会所迷惑，而不顾一切地消灭了俄罗斯仅有的私营资本主义。这种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从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一种大倒退，是一种由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大倒退。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暴力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俄罗斯是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的。
从今天来看，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规律的认识是非常不足的。列宁实际上有非常稳固的革命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极度夸大了革命暴力的作用，以为通过血腥的革命暴力，就可以超越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制。
或者可以说他当初在普列汉诺夫所创建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内建立布尔什维克派时，就有过于夸大暴力革命的倾向。殊不知创建共产主义社会与民主革命完全不同。后者是在已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暴力扫除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根本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生产力作为支撑。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把适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改造成为不再适合资本主义而仅只适合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这是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完全脱离实际的根本所在。他们天天害怕‘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因为他们的乌托邦社会的生产力本来就是只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
民主革命的革命家们也可能犯革命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但是并没有必然性。而共产主义革命家却必然犯这种错误，因为他们的革命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决不”论断，学者们不难接受，但是热衷于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革命家们却普遍地接受不了，因为它根本否定了他们的革命欲求。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敢公然反对这个论断，但是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论断，因为它跟他要在落后的沙俄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完全矛盾。列宁并不是忘记了马克思的 ‘两个决不’ 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而是根本反对这个论断。 列宁在1914年他在为一家百科辞典撰写的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的长文中，引述了不少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中的话，但是却偏偏略去了马克思的 “两个决不” 的重要论断【11】。
如今历史已经肯定了这个论断的真理性，而无情地批判了列宁和其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家。
列宁晚年已经尝够了实践的的苦头以后，开始认识到了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毅然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且曾经表示至少要实行二十年（从今天来看，二十年当然远远地不够。但是这毕竟是列宁承认错误的开始）。可惜列宁的早逝，使得改正错误的可能性完全化为乌有。
四，二十世纪的斯大林主义国家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先后在不发达国度建立起了一系列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型国家。‘社会主义’一词现今有完全不同的几种含义。一般用来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在马、恩那里跟共产主义是同义词。在列宁和后来的共产国际那里则特指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说这些‘专政国家’代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未免太过脱离实际。因此在本文中一概称称它们为斯大林主义国家。虽然把铁托的南斯拉夫也称为为斯大林主义国家不免稍稍有点勉强。
（一）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
在十月革命使列宁等革命家夺得政权，建立了血腥的专政体制。革命家们以为他们依靠这种政权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把社会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所建立的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方才得以建立和维持的乌托邦。他们根本没有建立任何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强大生产力，以之作为新社会的经济基础。他们所搞的其实不过是以革命政府作为唯一的寡头的绝对垄断的资本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不是没有其特殊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是来自于极度的集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优越性的发展，跟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丝毫的关系。苏联在二战中能够战胜法西斯德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种极度的集权；跟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却没有一点关系。
依靠血腥的专政，苏联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为此付出了远比任何发达国所付出的远为巨大、惨痛的代价。由于依靠榨取被强制集体化了的农业，以便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致使土地辽阔，原先是巨大的粮食出口国的俄罗斯，不得不每年进口粮食！而且从现在来看，由于工业化时缺乏市场竞争带来的优胜劣汰机制，工业的质量低劣（军事工业是例外），致令今天的俄罗斯竟然主要依靠出口石油天然气为生。
苏联建国之初，列宁仿效巴黎公社，曾要求官员们的最高工资不得超过中等熟练工人的工资。这虽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毕竟有一番革命的气象。然而后来几乎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全都搞起了与封建制度类似的特权制度，却不免会令人民群众失望。
这种乌托邦政权发生蜕变是必然性的。
由于这种乌托邦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道理而用暴力勉强建立和维持的，因此不管掌握大权的革命者们主观上是如何地‘为人民服务’，客观上却往往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抑制着生产力的发展。
最初这种革命的乌托邦政权还可以打着劳动人民的政权的名义，但是由于是官僚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官员们实际上只受他们的上级的监督，而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为他们统治下的群众实际上没有任何常规的的机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督。到了后来，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逐步蜕变成为一种跟封建时代的官僚们类似的官员群体。他们会逐步变成首先为他们自己和她们的上级服务的官僚集体。革命的乌托邦政权也就变成了官僚专制政权。他们往往不顾人民群众的急需而大力修建他们的官邸和衙门、甚至不惜挪用可怜的教育经费。云南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官员们所修建的洲政府被人们讥为‘哈尼王宫’。他们并不是坏分子。他们不过是不仅手里有不受人民监督的权，而且手里还有了钱而已（改革开放前，连省政府都穷得要命）。相比之下，古巴的党和政府竟然能够让政府大楼破败不堪，而把大量的钱用在医院和学校的建设上。这不能不令人非常感动！这大概也就是他们能够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虽然非常贫困，却始终不倒的根本原因。
只要革命政权蜕变成了脱离人民群众的专制政权，一旦有了风吹草动，人民群众自然就不再给予支持。苏东剧变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社会实际并不令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对之有什么响往。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来说，实际上是致命的。因为这个革命运动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的积极参加。
（二）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
前面已经指出斯大林主义国家并不是独立在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强大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上的，实际上不过是由革命政府作为唯一的寡头的绝对垄断的资本主义。其‘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会有瞎指挥的成分。
在血腥的专政的专制统治下，工人不可能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也不可能有进行罢工与集体谈判的权利以维护和增进自身的权益。工资往往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或者多年得不到应有的调整。他们只能靠消极怠工来宣泄泄他们的不满。再加上领导部门的改良主义的瞎指挥，往往就使得企业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利润，反而往往变成了靠国家养活的半寄生性单位。前东德有许多企业就是如此。这是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一项难以治治愈的通病与顽症。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通常远远地没有资产者对自己的企业的责任心。斯大林主义企业的管理者不过是些奉命进行管理的官员。企业并不是他们的私产，他们往往只求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对企业的发展前途、职工技能的提高、科技人才的作用的发挥等等企业家自然会关注的问题，他们却往往全然不管。与此相反，许多本来应该由社会承担的事情，由于社会事业的严重落后，他们却又又非管不可，例如职工的伙食、医疗、职工子女的上学等等。
他们不是企业家，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官场内的斗争，而不是企业的发展。他们也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受雇佣的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后者与企业之间有互利双赢的契约关系，可以使他们处处为企业的发展着想。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企业也没有自我革新与发展的能和与动力。
苏联晚期每隔十年就得拿出巨额的黄金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一批专利以便建立一批先进的工厂，但是几年以后它们就又落后了。说得难听些，它们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上，是寄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上。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初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极力强调真正能够保证‘新社会、一定能够战胜先前的旧社会的，是高得极多的劳动生产率。他指出，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对于革命所创建的新政权来说，是生命攸关的【12】。
这是因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革命政权所建立的社会确实是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否则的话，就只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建立起来而又依靠暴力方才得以维持的没有生命力的乌托邦。
因此列宁要求一定要让苏俄的劳动生产率尽快地赶上并远远地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列宁能让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使工农业生产力高度‘无人化’，其劳动生产率自然就远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里，劳动生产率从来也没有真正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要说远远地超过了。这也就说明所有人为地禁绝私营资本主义经济而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并不真正代表共产主义初期阶段，而只不过是一种依靠暴力勉强维持的乌托邦！
问题的关键在于：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企业并没有发展生产力的意愿；人们只关心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斯大林主义国家所走的路并不是我们如今所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动员全民发展生产的路，而是只准官方唱独角戏！
（三）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
苏联从事国家建设以后，虽然长期坚持科教兴国的路线，而且是是很有成绩的，那些原先来莲文字都没有落后民族，后来都有了优秀的作家。但是由于官僚专制体制的种种弊端（例如出现了学阀把持的局面），科技知识份子的创新能力始终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以及受雇佣的企业管理人员正好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只关心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对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毫无兴趣。所以苏联的科学技术就整体而言，远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只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科技是个例外。但是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整体不许，军事科技也好得很有限。
如今看来，斯大林主义国家禁绝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于科学技术在宽化为先进的生产力，都不是一件好事。这个教训是应该汲取的。
斯大林主义国家最受人诟病的，也正是最令全世界的知识份子感到厌恶的，正是它们对学术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强行控制，横加干涉。执政者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可以为所欲为，而只准许人民乖乖地听话。但是历史却不断证明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是不犯错误的。
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需要不断检验与发展的科学道理，，而是使之宗教教条化，用来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斯大林作为对遗传学的外行却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动用行政力量去禁止遗传科学，扣之以种种政治帽子；却偏偏用行政力量去宣传学阀李森柯的伪科学，对苏联的生物学发展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对于世界的科学发展并没有起什么影响，只是徒然地让苏联和斯大林个人在全世界的科技知识份子面前大出洋相，为当时世界上的反苏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炮弹。类似的荒唐事苏联赶了不止一次。看来也可以归入瞎指挥之列。
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并不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贡献，而是法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这是一件大事。由此是可以做出一些政治结论的。它已经就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非真的‘腐朽’，而斯大林主义国家也并非真的先进。
（四） 斯大林主义政治体制的致命伤
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内在的致命缺陷
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是缺乏合法而有效的纠错机制。
革命家们企图用手中掌握的权来建设理想的社会。这不能不说是非常艰难的。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有经常有效的纠错机制，简直就好像是有致命的遗传缺陷的新生儿，命中注定是长不大的一样。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体制，执政者在党内、党外都没有任何制衡的力量。党内也没有必不可少的自我纠错机制。嘴上虽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实际上往往只不过是极掌权者用以迫害有不同看法的人，迫使他们做违心的检讨的工具。所以一旦掌权者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就决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他进行批评。于是除非是发生政变，否则就只好一错到底，给国家造成浩劫。直到‘上帝’对他采取了‘召回’措施，党方才有纠错的可能。但是即使是如此，往往也还是带有政变的色彩，具有极大的冒险性。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党无力纠正执政个人所犯大错的实例。1966年起的文革更是残酷至极的铁证。
对于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来说，实际上只有两条路：或者是主动地进行改革；或者是因循守旧直到灭亡。改革的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已经发生了许多次。最早的一次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 ’的改革。实践下来非常成功，但是却由于列宁的早逝而夭折。根本的问题是理论上不过关，未能弄清楚十月革命思想的根本错误，以致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只是把‘新经济政策’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别的改革也都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例外。它首先以胡耀邦同志所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路，扫荡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延续多年的各种迷信，特别是对中国极左分子的迷信。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事实上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政治死刑，因为是彻底否定了十月革命的根本点——妄图用革命的暴力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而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
五，作为特殊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作为斯大林主义国家的一员，具有所有斯大林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各种弊端。只是由于旧中国比沙俄和东欧国家远更落后，所以这些弊端往往也表现得更为严重。由于改革开放前是极左势力当家，他们所代表的是旧中国文化低下的城乡贫民中的极端部分，使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具有许多极左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其实比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更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却违背了解放前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庄严承诺，追随苏联人为地消灭了仅有的私营企业。
民主革命的任务实际上远未完成，还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连最基本的法律—刑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方才制定的。而且经常是有法也不依。刚刚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但是土改时极左份子却又在背后严厉批判所谓的‘和平土改’，放手让半流氓无产者乱干。
改革开放前可以分为解放初期和1957年以后两个大阶段。
解放初期由于有苏联的大力支援和无形中的监督，极左势力不敢为所欲为。工业基础建设很有成绩。人为地消灭私营企业的严重后果尚未显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未受到严重摧残。民主党派也还能起一些作用。整个经济文化建设颇有成效，人民生活也有梦醒改善，是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1957年‘反右’以后，极左势力恶性膨胀，违背中共八大的决议，决心与苏联决裂，国家的正常建设和人民的生活仅只是在‘大跃进’彻底垮台以后稍有短暂的恢复。
极左势力有一个突出的奇怪特点，轻视科技，轻视文化教育，敌视知识份子。这是跟列宁、斯大林和稍有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实行的科教兴国的路线方针完全对立的。这种‘大老粗至上主义’对于中国式科学文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大跃进’时他们深信只要当时文化极其底下的农民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极左份子以为只要下达‘高指标’，就可以迫使干部和农民拿出这种积极性来。错层施压的结果造成了层层的谎报浮夸，把最高领导人哄得以为中国的农田只要白痴三分之一就足够了！ 再加上人民公社化彻底消灭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国规模的大饥荒。
大老粗至上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7年里虽然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却连普及初级小学也没有做到，而且连计划也没有！这在斯大林主义国家中间大概是唯一的。
党内不是没有代表左翼知识份子的先进力量，但是他们历来受到极左势力的压制摧残。而且他们自身也有严重的弱点，即思想认识上的严重落后，除了极个别的人而外，顶多只有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认识。
对来说真正严重的是：党不仅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打了大败仗，就在 ‘大跃进’彻底垮台，极左势力已经给国家造成了滔天大祸的情况下，党依然对极左势力无可奈何，无力认真地进行分析批判，而只能听任他们卷土重来，给国家、民族和共产党自身造成更大的浩劫。致令党内外的优秀干部备受摧残，甚至死于非命。
极左势力所要搞的并不是马恩所预计的作为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某种在锄头扁担的生产力水平上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而为达此目的，他们所用的手段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即不是建设国家，而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瞎折腾。
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老一辈革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教训，思想认识上有了巨大的提高，为改革开放奠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计划把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学著作编成500 大卷。免费发送给每一个乡村图书馆，使每个老百姓都能享受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然而按照极左份子的说法，这些成果全都是‘封、资、修’，全部要彻底清除！
文革末期时，‘读书无用论’的毒雾弥漫全国。我们研究所的驾驶员不让子女上高中，而要他们及早参加工作‘混工龄’。在当时，多七年工龄在的各种福利的分配上，比上高中和大学有用得多了！这就是当时无情的现实。
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当前的根本任务
改革开放客观上使中国从一种特殊的前资本主义状态（那时生产力、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全都受到了暴力民粹主义乌托邦势力的严重抑制，使国家和人民全都变得贫困不堪），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这是不依政治领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展，不是党和政府所实行的方针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能左右的。在这个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有革命性意义，不仅宣告了极左的民粹主义势力及其乌托邦企图的彻底覆灭，而且事实上也是为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划上了句号。虽然它比苏东剧变早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及其辉煌成就，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错误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若不能主动地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就只有灭亡。
与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这经济上也必然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社会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必然会有的各种社会恶象：官员大面积贪腐、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拜金主义横行、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等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是党和政府所实行的的方针政策所能够完全左右的。要求不出现这些现象，是根本不可能的。党和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减轻其危害。但是无论这个回避不了的必然的社会发展阶段会带来多少丑恶现象，把中国从陷入绝境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中解脱出来，使之进入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毕竟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任何人也抹煞不了丰功伟绩！在如何评价现今历史阶段上，历史唯物主义者跟极左的民粹主义份子，以及不顾一切地只想要民主的民运人士，是根本不同的。
在此阶段，党政的真正的历史任务是努力让国家尽快地全面发达起来，尽速地越过当前的这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使命。这里所说的‘全面发达起来’当然也包括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含义。
从官员们的大面积贪腐来看，这固然是反映了从改革开放前继承下来的具体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却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必然。党中央在目前阶段大抓贪腐固然绝对必要，但是毕竟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即使建立了人民群众能够对官员们的监督的民主体制，也依然还不是治本。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的民主国家的吏治都很糟糕。反之，发达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就都好得很多。中国官员们的贪腐现象跟中国两千年的官僚专制文化的深厚影响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前，社会上极其严重的‘走后门’现象也是它的一种表现）。真正的治本就是要让中国尽快地全面发达起来。对比印度和新加坡，就可以把问题看得很清楚。
如今党在经济领域坚持生产化改革，走发动全民进行艰苦创业创新的道路，适时地配合以政治体制方针政策上的修正。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为了坚持走这条路，需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地方官僚胡作非为，迫使底层只顾眼前狭隘私利的群众闹事，干扰大局。为此党需要大力推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并且尽快地改善社会福利保障事业。二是反对只顾追求民主的人不问当前的主次地打乱仗，同样是干扰国家建设的大局。为此党需要尽力团结说服知识份子看清大局，而不是把知识份子越推越远，同时还需要加强干部的民主作风，时时征询知识份子们的意见。决不可重蹈过去极左份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覆辙。
需要了解：科技知识份子阶层是全民最先进的阶层；只有他们才有最远大的前途；将来也只有他们才有话语权，因为将来全民都会科技知识法化。
党需要进一步分析认识过去，认识斯大林主义，清除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残余。将来在适当地时机，发动全党全民分析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这既是为了使党能够更好地掌握现在和将来，也是为了大大地提高全党全民的政治素质，以便更好地建设国家。
七，今天看未来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所有想在现今的历史时代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做的革命努力，都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因为生产力还远未达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纳不了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在企业家还能通过发展生产而获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竞争正是最有利于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从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主义新社会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一）今天发达国家客观上为未来的新社会所提供的条件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只能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今的社会实际预估未来的新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也才为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奠立了最根本的基础。
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全都实现了高中的义务教育，而且正在为普及高等教育而努力。北欧各国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就不可能掌握现代先进生产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人权法治意识等方面的文明程度，显然远超过一切发达中国家，客观上正在为未来的新社会奠定着不可或缺的文明基础。
在发达国家，退休后的老人在社会上做不取报酬的义务工作已经很普遍，往往也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美国从学生时代起就进行义务工作的培养。在现今的德国，政府的许多行政工作是由义务工作者承担的。美国的各种科技爱好者组织，在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义务性质的科技工作。如今军事上大量使用的无人飞机，其实基础就是他们奠立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行为准则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等价交换。但是发达的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其实是违背这一准则的。
随着人们的日益富裕，私有观念的淡化也日益有所发展。大量的慈善捐赠本身就是对私有观念的违背。日本筑波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离校前，把自己的彩电、冰箱等等私人笨重物品收拾包装好，送到附近的废品收集站，听任需用的任何人无偿地领用。这已经是那里的一个传统。这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简直不可想象。
有人告诉我，挪威为了鼓励人们骑自行车，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自行车站，免费提供自行车让任何人使用，连自行车的整修保养部不需要私人去做。这就破坏了自行车的私有观念。而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是生活富裕的最主要标志（另外几样是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既然自行车可以由国家免费提供，那么将来免费提供小轿车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在美国，贫困家庭学生在学校有免费的午餐，是国家提供的。这已经就是基本生活资料免费提供的萌芽。
发达国家工薪阶级产业工人阶层的萎缩，实际上意味着科技知识份子阶层的发展壮大，意味着工薪阶级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阶级实力的持续增强，实际上也就是为未来高度文明的的全民知识份子化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做准备。
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只要经济真正发达起来了，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也无论他们是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执政者都不能不搞作为资本主义的改良的社会主义者，持续改善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美国共和党代表大资产者，对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很不以为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总统敢于大幅度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趋势。而这就为向未来的资后社会的过渡准备着条件。
（二）今天可以预期的未来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
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首先是一种极度文明的社会。极左势力过去所实行的大老粗至上主义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其次，那将是一种消灭了一切笨重体力劳动的社会，工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全面达到高度‘无人化’的程度。
因此那也将是是一种全民都知识份子化、甚至高级知识份子化的社会。
这种社会的开始，可以从为了应付由于生产的日益无人化而造成的巨额失业而实行实行基本生活资料的全民无限提供开始。这样就可以使失业的人们为自己自行创造工作岗位，而收入多少将不再是个问题，因为
‘基本生活资料’的范围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把原先视为奢侈品而不向全民免费提供的高档消费品也包括进去。
那时由于工农业生产的高度‘无人化’，从事工农业的企业由于没有利润可得，而只好交给代表全社会的政府进行非盈利的计划性生产。只有生产高档奢侈品或少量特殊物品的资本主义企业可以暂时继续残存。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与工薪阶级的对立此时已经基本上消失。实际上在此以前，两者的界线已经十分模糊，因为工薪劳动者已经大多拥有股票。
那时候的人生来就衣食无忧，没有任何谋生的压力。但是至少在这种社会的初期阶段，人们为了获得不属于基本生活资料范围的奢侈品，还是会争取从事比较困难的工作以获取较多的工资。因此至少在此阶段，货币与稍有差别的工资还会存在。生产特殊奢侈品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将会残存，直到它们的产品变成了基本生活资料。
只有完全在没有谋生的压力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充分地发挥个人的特长，从事自己真正喜爱的工作。
私有制将会逐步变得毫无意义。社会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实现自我’以取得社会的的承认的机会，而决不是像幼稚的极左份子所设想的那样强求人人一致。
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天堂，每个人依然会有生老病死和各种个人的喜怒哀乐，甚至还会有个别的犯罪分子，但是那已经不是社会所造成的。
（三）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过渡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使一切企业都只能是非盈利性的，不再能提供利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未来社会的最大贡献是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这两个因素，所有的向往都只不过是幻想。妄想通过革命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的论断才是真理。
但是到底怎样的先进生产力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不了的呢？答案是只有社会生产力强大到已经不能使任何企业获取利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完全过时了。
在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以前，任何革命家想通过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而立即创建共产主义的企图，全都只会阻碍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在先进生产力达到这一步以前，企业的获利企图和市场竞争机制正是迅速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保证。
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大不相同，由于的科技革命，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先进生产力的曙光。
首先是工业生产中自动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初步的‘无人化’。可以预期将来的工农业生产将会实现高度的无人化。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高度无人化的生产中，产品的交换价值将趋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利润是根本不可能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由于科技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切产品的边际成本也将都趋向于零，获取利润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利润可获，有关的生产就只好交给政府进行非盈利的计划性生产。要想在全世界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度无人化，显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杰 . 里夫金的估计，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各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都会很快就趋向于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几十年内在发达国家就将不再能够进行【13】。这也许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但是总的趋势应该是不会错的。
（四）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过渡只可能是和平的、逐步的
在企业日益无钱可赚时，资产者们自然会转而从事他们个人有兴趣的事业。只有在资本主义明明大有可为，而革命家们却非要人为地加以禁绝时，如十月革命时那样，他们才会不惜拼死一搏。现代资产者都是非常有理性的人。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了使利润越来越趋向于零时，而且他们保持利润不下降的努力全都归于失败时，他们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因此那时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过渡完全没有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
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过渡也只可能是逐步进行的质变（并非任何质变都是爆破式的飞跃，此点斯大林早已指出，如语言的转化【8】。生物物种的进化也是如此）。这也使得暴力革命全无必要。两种社会虽然大不相同，但是其间却不可能有截然的分界线。
那时的先进力量将会团结起来，通过必要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一步步地推向资后的新社会。这其实也就是恩格斯晚年所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不承认北欧长期坚持走这条道路所得到的伟大成就。那才是通往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正道。在中国全面发达起来以后自然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宣传，但是过早地提出，肯定是有害的，特别是在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制度严重地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的国家。
注：
【1】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炎黄春秋》杂志 2002年第12期（同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之我见”为题发表于《中华成功者杂志》2004第12期）【中央党校接受】
【2】吴江先生专门为此文写了评介“关于资本义命运的历史考察”，发表于《社会主义与现实》2003第2期，并收入吴江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出版）和《吴江文稿》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3】恩格斯，1895，“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恩选集第二版第4卷 第.506 - 5226页
【4】恩格斯，1875，流亡者文献，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272-285页，有关文字见第273页
【5】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美] 杜娜叶夫斯卡娅 著傅小平 译 (1957)
【6】吴江：关于党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关系《吴江文稿》上卷，第200-20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 版,第二卷,第31-35页
【8】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2929年5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8 -319页
【9】恩格斯，1891，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 马恩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13 - 14页
【10】列宁，190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39?541页
【11】列宁：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5-606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2】列宁，1918，《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
【13】陈启懋，2015，殊途同归的共享社会-里夫金和马克思 (2015-09-05）
作者简介：
李靖炎，男，汉族，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指导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进化细胞生物学。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第一、二、五届常务理事，云南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的创建者、名誉理事长。云南省政协第四、五、六、七届委员（无党派人士），第五、六、七届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