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一个从男朋友家愤而离开的上海女孩，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一个上海中等收入家庭的女孩，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过年，结果看到昏暗的灯光、简陋（在城里人的眼光里）的年夜饭，看到凋敝乡村后的震惊和失落，在论坛中求助后，她决定第二天分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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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支持女孩的做法，我也表示理解，毕竟她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直接深层影响双方的“三观”，直接关系到两个人在婚后日常交流中的顺畅程度，这在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中不胜枚举。

　　“和菜头”撰文说，这姑娘缺乏的是“教养”，在春节如此重大的节日期间，她把筷子插在碗中拍照，本身已经违背了基本的教养，愤而离开，对这个农村家庭费心准备的年夜饭、以及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我甚至能想象到那对江西夫妇听说儿子带回上海女朋友的兴奋，忙前忙后地准备，以及知道这个消息的失落。无论你对农村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失望，完全不考虑他人感受的行为，都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各方观点都有道理，然而从这个上海姑娘的表现中，我感受到一种更深的忧虑。我相信大多数朋友都懂得尊重人，即便发生这个姑娘的遭遇，更有教养的人恐怕也不过是强颜欢笑，坚持到回上海，然后找出其他理由提出分手，再不往来。

　　我们除了指责这个缺乏教养的姑娘之外，更可悲的是，看到中国的阶层分化愈发得不到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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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阶层分化最直接的体现是城乡二元，这始于建国后的城乡政策差异，别看我们的革命曾经用过“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一旦取得政权进入城市之后，对农村的“统购统销”政策，让中国的乡村变成了城市的供给基地，还不许涨价。

　　严格的户口限制了人口流动。久而久之，城乡在经济上的差异，逐渐转化为更深层的不平等。在知青时期都暴露出来，很多知青的父母都是从农村革命进入城市，但是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对农村生活的鄙视，甚至城乡身份的不平等也体现出来，阎连科曾经谈到一个农村青年企图强奸女知青，被判死刑，而一个男知青强奸农村女青年，女孩自杀，男知青逃回城，不了了之。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人说的那样，感到是因着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城乡的不平等差距。”阎连科说。

　　这种差距曾一度在改革开放中试图弥合，上世纪80年代，与城市相比，农村享受改革红利更为直接，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热潮，农村在经济水平层一度逼近城市。

　　这种美好的梦想很快就被打破，乡镇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竞争力迅速下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对中国的农产品价格的严重冲击，也有对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内卷化”严重的中国农村，“农民工”成为重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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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的时候流行一个段子，“上海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铁岭、回到胡建、回到河南、回到广西，名字又变回到了桂芳、翠花、秀兰、大强、二饼、狗蛋……”

　　这个段子不切实际的地方在于，这些翠花和狗蛋，在写字楼里真的被叫做Linda和Michael吗？或许是的，但是真正享受Linda和Michael这些洋名字的，恐怕在日常邮件里都在用英文，平时一句话恨不得带三个英文词的4A腔，他们大多是211大学的毕业生（近年来的教育统计数据说明，211大学中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在日益下降，晚些时候再分析原因），回到的故乡也并非是乡村，顶不济也是二三线城市。那些翠花和狗蛋，恐怕大多是写字楼里的保洁和保安而已。

　　我不想用“真实中国”这样的表述，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是真实的中国，凋敝的乡村同样是真实的中国，当今中国的复杂性也难用真实来概括。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是，中国日益形成超大型城市和凋敝乡村等不同的世界，不同世界的生活彼此平行。

　　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在谈论电影和话剧、股票与全球经济、孩子是学法语还是学小提琴、度假去欧洲还是斐济，而底层农村，讨论的则是哪儿的打工工资高一点、除外打工岁数大了之后回乡开个小饭馆、年轻人能不能娶到媳妇、村里有哪些补贴能多拿三百块、孩子明年考不上二本只能上大专……

　　如果让这样两个家庭通过婚姻发生联系，恐怕婚后也是个悲剧。其实这个上海姑娘遇到的，也是小概率事件，通过高考和工作，让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男女遇到一起，并且结合，几率越来越小。

　　我们的祖辈跟随革命，从城市进入农村，我们的知青父辈们已经不适应知青的生活，而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农村的理解更多还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再到生活与互联网时代的新新人类来说，凋敝的乡村在他们的印象中，恐怕了解程度甚至赶不上月球上的环形山。

　　过去，我们曾经怀着美好的梦想，觉得高考就可以弥合阶层的分歧，让寒门学子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可是，残酷的现实是，与城乡人口比例参照，农村学生上211大学的比例在日益降低，为什么？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比例差异增大，尤其是在所谓素质教育的时代。

　　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师资力量大多集中在城市，同时家庭教育的遗传也是重要因素，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等都在影响着子女的教育，在城里小朋友学钢琴、英语、马术，出国旅游、上各种补习班的时候，农村的小朋友们大多还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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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断裂，正在加大。

　　那个上海姑娘没教养的行为，即便加上教养，也无法改变她对凋敝乡村的厌恶，哪怕是同情，也不过是参加一些慈善活动来帮助他们，但不会想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更不用提嫁入农村（希望朋友们不要用个人嫁入农村的经历来反驳我，我们看的是整体趋势）。

　　对于那个上海姑娘为代表的阶层来说（当然她还算不上中产阶级），更可能的是找一个上海本地的白领男，或者二三线城市、家中没有生病的老人、没有贫穷的兄弟姐妹、出身于211名校的男生，然后两个人为了把孩子送到市重点或者国际学校而努力，也许他们的孩子会变成中产阶级，不过一定与那个江西山区一样的农村无缘。

　　而来自农村的孩子，大多数在城里做着底层的工作，清洁工、保洁员和保安，收入无法支撑他们在城里买房子，即便他们的户口从村里转到了镇上，与城里人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村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对外来城市务工人员的调查项目，第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具有更少的城市生活经验，大多期待在城里挣点钱，然后回家开个小店。

　　可是，对于80、90后的新一代务工人员来说，他们会上网，懂得城市里的生活规则，工作之余他们也会买来淘宝同款，跟着城市的时尚。可是他们无法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这样的现实门槛会挡住绝大多数人的“城市梦”。

　　回不去的乡村，进不来的城市。还有一些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的农村学生，形成的“蚁族”，这些人构成了如今的城市底层群体，每个大城市有赖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却无法许给他们一个未来，就像那个决绝的上海姑娘一样。

　　三十年前，城乡二元格局，会因为人口流动的限制，尽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大多数时候，这两个世界没有交集，但是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因为教育的因素，阶层的断裂正在加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阶层之间的接触也在日益频繁。

　　前段时间，那个把辱骂自己的食客烫伤的火锅店员，还有年前在网络上流传的“农村儿媳”，以及如今这个上海姑娘，都是这种现象的不同侧面体现。

　　如果再开一些脑洞，杞人忧天一下：这样的阶层冲突会导致什么样的未来？我不知道，只能做一些猜想，大量的农村空巢家庭，譬如毕节的留守儿童，是否会有更多的反社会人格？

　　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是否会因为彼此的隔阂而加剧冲突，一个没有教养的上海女孩，从某种程度上也为阶层冲突买下了隐患，或者可能提供更多的导火索。一切都在未定之中，但一个上海女孩的故事能引发这样的讨论，已经是释放出一些值得我们警惕的信号。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