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曾担任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访问教授，2004年提出著名的“北京共识”。
建国已60年的今天，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因此一场新的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这是“北京共识”首倡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作出的论断。
在大学里本来学拉丁经济的雷默，几年前担任《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国际新闻记者和主编的过程中，喜欢上了中国事务，并学习中文。近年来他连连著述，多与中国有关。特别是2004年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让他一炮成名，被人称为“北京共识之父”。 北京共识
政治改革必须是
中国自己的设想
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的雷默主要负责北京办公室的事务，经常往返于纽约和北京之间。2004年，当时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任职的雷默，提出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概念挑战在西方流行15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多年来，强调市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华盛顿共识”，被西方一些人当作“灵丹妙药”，一直试图向全球推广。
“北京共识”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迷思。“北京共识”强调三点：一、对于改革创新和不断试验的承诺；二、GDP不是社会进步唯一衡量标准，经济可持续性和财富平等分配更重要；三、政策自决和金融主权，欠发达国家对强权的牵制。
显然“北京共识”是对西方主导模式的反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有人将之与“中国模式”划上等号。西方有人担忧这为那些“专制国家”找到借口，而一些中国人认为，所谓“北京共识”似乎更像中国的目标，而不是中国的现实。
雷默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承认，“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确实存在很大争议，但他认为，这个概念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效。他说：“观察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发现一种以中国现实为背景的有效观念。‘北京共识’不是抛弃‘中国模式’，以全世界共同认同的观念取代它，而是如何使‘中国模式’更好地容纳它们。”
雷默据此提出“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因此解放思想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与此同时，政治改革也愈显重要。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须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设想。”雷默预计，中国政治改革很可能像经济改革那样，走循序渐进、逐渐摸索的道路，有可能先从中共党内民主开始。
他也对中国强调稳定表示理解，他说：“稳定是中国人最希望，也是觉得最重要的，却是最难的，因为未来中国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必须关注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稳定的性质和动力所在。”他指出，以前大家认为中央集中式的治理模式最有利于稳定，而现代实践却证明，合理分权更有利于稳定。
他强调，其实“北京共识”最核心的意义在于：每个国家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巴西模式与中国模式就不一样，不能只有“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模式通用不同国家，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当今世界每个国家要发现它自己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药方。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将更强壮、更具活力。” [NextPage]
战略挑战
中西方对中国国际形象
认知有差异
雷默还注意到，新中国建国60年，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但另一方面，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使得西方国家在惊叹中国崛起的同时，也害怕中国成为强权，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害怕“中国模式”取代“普世观念”。由此带来中国国际形象在中国和西方民众心目中形成巨大反差。
对中国国际形象演变颇有研究的他指出，中西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反差集中体现于：“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中国人经常抱怨，自己国家过去多年取得非凡进步，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中国不干预别国内政，只想办好自己的事情，西方国家却指责中国搞利己主义、重商主义，不愿承担责任；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统一，西方国家却经常拿台湾、西藏、新疆问题说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雷默分析，主要有四大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本身就不易理解，而现在中国变化又太快了，快得连中国人自己有时都感到迷惑，更何况是没有足够时间认识中国的西方人。第二，中国的政治体系表述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观念不同，让他们觉得难以理解，从而销蚀了信任感。第三，在台湾、西藏、新疆以及朝鲜等热点问题上，中国的行为方式与西方不同，中西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差异。第四是在经济、军事上存在的利益之争和认识分歧。
为了帮助西方人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中国官方近年加强了对外宣传和国际公关的力度，不过著名中美关系专家王缉思曾指出，中国国际形象终究还是取决于国内形象，自己老百姓对国内政策和社会现象满意了，中国国际形象自然也就随之改善。
北京奥运会时担任NBC特约评论员的雷默表示，同意王缉思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改善国际形象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力让西方觉得她是值得信任的。比如在非洲的投资，中国要让非洲人民相信，它不只是去获得资源，把东西拿回家，也在帮助当地建医院、学校，帮助当地全面发展。
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化、教育、医疗的发展。这也是‘北京共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中国媒体想提高话语权，雷默建议，加强透明度非常重要。另外，中国有辉煌的历史，令人羡慕，但这对提高当今中国的国际形象起的作用不大，中国应当更多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告诉国际社会它未来的走势。遗憾的是，一些官方媒体仍然是以旧的方式进行宣传，难免效果不大。
雷默强调，中西价值观矛盾带来的对中国国际形象判断的大相径庭，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最大的战略挑战之一。他认为，由此带来民众情绪对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未必会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冲突，关键在于决策者要有全新的思维，作出战略性的抉择。
美中关系
必须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最近雷默出版了新书《不可思议的时代》（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需要新的观念、新的机制。
雷默指出，这同样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往中美关系的模式就是谈判、签约，基本上只是一种策略性的、由官僚机构实施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因此双方难免都采取有时合作、有时牵制的手段。而且目前中美关系的概念和走向基本上还是由美方来定义和主导，从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都是如此。“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没有摆脱这种窠臼，具有操作性，但不是为解决核心问题而设，对真正建立美中战略关系要求来说依然不够。
雷默强调，随着中国成为更成熟的国家，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考虑中美关系，建立真正基于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了。这需要决策者有基辛格和周恩来那样的既有历史性，又有前瞻性的创造性思维，需要战略概念。
雷默指出，美中需要一种富有想像力的创造性方法，使两国关系从不太稳定到承诺成为朋友的转化。他说：“不要以为国家利益永恒不变，国际事务其实变化是很快的。”他强调，当前美中两国要避免一些突发危机，使两国变得很难合作。他说：“两国关系最大的风险并不是两国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是在一些重大全球事务上不合作。”
中国再出发
洗尽铅华，中国再出发。
建国60年大庆长假后第一个工作周，或许是一个更适合冷静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时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会如何继续前进，过程会不会像过去60年一样艰难曲折，2049年新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会怎么样？这些疑问都有待时间解答。[NextPage]
正如执政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在阅兵讲话时所言，历史启示我们，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它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投资推动，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就人均GDP而言，中国目前仍排在全球100名之后。根据IMF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排名位于佛得角和亚美尼亚之后，仅在伊拉克和刚果共和国之前。残酷的金融危机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不属于那些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是那些可以轻松以本币借款的政府。毕竟，美国从哪里借钱呢？中国。
此外，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增多、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也都在警醒我们，未来的道路很艰难。单就外交而言，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外交政策决策者与民众是否会在头脑发热或民粹蠢动之间游移？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朝着一个目标高速奔驰，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领导过13亿人口共同致富。换言之，任何国家的任何成功经验和模式，都不足以帮助中国应付它独有的问题。中国只能继续自主地探索，包括从自身经验和自身文明中，寻找克服现实问题的智慧。
2009年的中国处在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复杂微妙时刻。中国正面临很好的机遇，也面临艰难的选择。
这时，我们不再需要廉价的表扬和吹捧，不能沉湎于过去的成就，当烟花谢幕，当歌声远去，前路漫长，我们需要真正冷静与犀利的批评。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