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点燃了无数人关于音乐的热情。从1984年第一支乐队“七合板”算起，中国乐队已经走过了35年。其中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1994年红磡的那一场摇滚盛世，也有此后新一代乐手的起起伏伏。新京报专访乐评人张晓舟、DJ张有待、音乐人张亚东。回顾这35年，音乐人的独创性不受时代限制，每一代人都会有天才出现。很多人说时代造就了崔健，但反过来也是崔健造就了时代，杰出的音乐家应该造就时代。乐队文化，尤其是摇滚乐文化，是时代精神和社会变迁的写照。
1984-1994年
“音乐世家子弟”乐队涌现，偏摇滚重技术
乐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音乐而言，都是特殊的时代。
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之中。在此以前，迪斯科都是属于黄色歌舞。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一些国外音乐人来到中国演出，1982年，日本音乐人佐田雅治来到北京开演唱会，成为最早到中国演出的国外音乐人，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到北京。台湾音乐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罗大佑，1982年，罗大佑发行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带领台湾流行音乐走向批判与省思风潮。
旋律节奏自由奔放、舞台表演放荡不羁的音乐类型迅速在北京的一批年轻人中流行开来，他们有机会先于全国大多数人听到这些当时还被视作“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文化”的音乐，其中就有崔健等人。1984年，包括崔健、刘元、杨乐在内的“七合板”乐队成立，乐队成员均为北京歌舞团演员，主要翻唱外国流行音乐，那时候年轻人弹木吉他，唱英文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乐队发行了同名专辑《七合板》，被看作是中国大陆以乐队之名发表的首张音乐专辑。
崔健 图片来自网络
1986年，崔健和他的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唱响《一无所有》，被视为中国摇滚乐的初啼和开端。张晓舟认为，崔健在当时中国音乐“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带来了摇滚乐，是猝不及防、没有道理的。
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对吉他、贝司，对披头士、皇后乐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一批摇滚乐队集体涌现。这些年轻人大多有音乐基础，或者有家人从事音乐相关工作，从小耳濡目染。身为歌舞团子弟，音乐素质高，也容易接触到更多的文化信息。其中不少人的父母是民乐手，崔健的父亲崔雄济是一名小号演奏家，窦唯的父亲窦绍儒是一名管乐手，刘元的父亲刘凤桐是著名的唢呐演奏家。
这一时期乐队偏爱英雄主义、宏大命题，比如《梦回唐朝》，主题比较少涉及日常生活。音乐上追求大开大合，编曲讲究。对于很多没有机会听到欧美摇滚乐的人来说，这一代乐队承载着中国人的摇滚启蒙作用。
唐朝乐队。图片来自网络
80年代末的中国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只在王府井才有可以买到国外唱片的大书店，年轻的音乐人只能和外国留学生、外交人员进行音乐交流，比如崔健的吉他手艾迪就是马达加斯加人。乐队也主要以地下形式存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为数不多的大城市，才有乐队的演出，集中在外国人俱乐部、餐厅，比如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就是当时乐队和时装表演的聚集地。北京的外交公寓也经常有party，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去，崔健偶尔会自己“想辙”混进去。
在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商品社会前夜，能拥有一台索尼随身听都是幸运的孩子。那个时代没有几万人的音乐节，但是有几万人的书市，年轻人对先进文化饥渴，但“摇滚乐”三个字甚至不能宣传。以至于魔岩把“摇滚”称作“新音乐”。
1991年，滚石唱片决定进入内地音乐市场。制作人张培仁从台湾来到北京成立了魔岩文化，并在1991年初，决定以《中国火》品牌，签下唐朝乐队。1991年，第一张《中国火》专辑面世，收录了张楚、面孔、唐朝、黑豹乐队等9首歌。1994年，魔岩文化在香港红磡举办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魔岩三杰从此响彻两岸三地，并由此打出了“新音乐的春天”。
魔岩三杰 高原/摄
面孔 高原/摄
1995年-2000年
外省青年组风格多元乐队
1995年，魔岩商业化道路失败。加上国内盗版猖獗，摇滚乐受到压制。1994年的所谓“摇滚盛世”只是黄粱一梦。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全面商业化转型，市场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拉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企改革、工人下岗，打破了原有中国封闭的社会结构，私企涌现、城市扩张。人们不再被出生地束缚，纷纷涌向大城市。这种社会巨变带来了“外省青年”。外省青年改变了中国乐队的组成结构，上一代乐队主要构成是音乐世家子弟，这一代乐手“英雄不问出处”，大部分人都没有音乐背景。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乐队特征也只能用“无法概括”来形容。乐队风格多元化，自身特色鲜明，很难用某一类型音乐定义。比如，子曰和二手玫瑰乐队把中国曲艺和小品、相声元素融合到摇滚乐中，NO乐队带有艺术家气质，舌头、诱导社乐队则显示出了社会批判性。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的乐队已经呈现遍地开花之势，而且摇滚乐的各种分支流派如重金属、朋克、实验噪音等，都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乐队，反光镜、新裤子就是90年代末活跃在北京的最早一批朋克乐队。那个时期张有待做了一档教吉他的节目《Anyone can play guitar》，影响了一批青少年学吉他组乐队。张有待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乐队，十几岁的孩子都应该有个吉他，一起去唱歌。
新裤子 图片来自网络
张晓舟认为，这一时期的乐队最具独特性和创造力。但因为商业机制匮乏，有很多不为大众熟知，并且，有很多乐队的唱片制作水准不能体现他们的真实实力。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更为低龄化的乐队，在欧美被称作“Cutie”的青少年摇滚乐队达达、花儿以及五月天。时至今日，在“青年小伙子”等同时期乐队眼中，达达依然是当时最火的乐队，达达在2001年1月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天使》，在半年之内囊括了唱片发行以来的所有国内新人、传媒推荐大奖、最佳摇滚乐队等十五项音乐大奖。另一支乐队花儿被称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1999年，花儿乐队发行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2002年登上美国《TIME》时代周刊。而同一年，海峡对面也诞生了一支影响力巨大的少年乐队，五月天。与花儿乐队的故事相似，五月天的成员也是学生身份出道，得益于live演唱的宝贵经历，五月天被滚石签下，成为当时风头正盛的摇滚乐队之一。
花儿乐队 图片来自网络
2000年至今
“斜杠青年”模仿国外痕迹重，不再批判远离深刻
当进入新世纪，全球化形成，中国社会进入到手机、个人电脑占据日常生活主导的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期，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在中国，这个阶段才形成了音乐消费，开始有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形式存在的音乐节。2009年，第一届草莓音乐节创办，迷笛音乐节开始市场化，Live House等演出场所大幅度增加。豆瓣、虾米等自媒体音乐平台发展起来，给李志等一批独立音乐人带来了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乐器越来越普及，琴行大面积涌现，音乐教育发展迅速，更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可以去网上学吉他、贝司、鼓。音乐版权在这一时期被重视起来得到保护，乐队开始登上《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中国乐队》等电视综艺节目舞台。
全世界乐队都一样，很少人能用音乐来养活自己。新世纪乐手和“前辈”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再把“乐队”当做唯一的生活支柱，他们是“斜杠青年”的一代。大部分乐队白天奔波在写字楼中朝九晚五，盘尼西林的贝司手熊花目前在某公司做运营工作；鹿先森的乐队成员中有结构工程师和建筑设计师；发光曲线乐队主唱薛染，在山东老家开了一个川菜馆养活自己。这些年轻人周末聚在一起玩音乐，做自己喜欢的事，周一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一时期的乐队数量呈井喷爆炸式发展，百倍、千倍于前两个时代。“后摇”（POST-ROCK）开始走红，后摇是从摇滚衍生出来的一种音乐类型，最大的特点是几乎没有人声，没有主唱，完全靠乐器来演奏，注重内心感受、曲折的编曲、器乐细腻的编排，不像摇滚一样愤怒，而是带有一种无力感，更契合这一代年轻人细腻的内心感受，其中的代表乐队是惘闻乐队。
新一代年轻人的“丧”、“无聊”也被写进歌里，比如台湾的草东没有派对乐队。这一时期的很多乐队唱英文歌，他们的作品没有前两个时代乐队所呈现出的宏大命题以及批判性，但更注重内心感受。也因为这一代人获得的信息太多，作为信息超载的一代，模仿国外乐队的痕迹比较重。但在音乐审美、技术修养上，他们普遍高于前两代。享受了大学扩招的红利，这一阶段的乐手有很多都是上过大学甚至更高学历的。
如今的中国乐队面对的现实境况已经和上世纪90年代大为不同，乐队们使用的乐器和设备越来越先进，各种演奏技术也越来越高超。新时期的乐队更加便利的接触到更为多元化的世界音乐元素，知道的东西更多了。但乐队的整体独创性和创造力有所下降，在张有待看来，这种困境是时代带来的，唐朝、黑豹和崔健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有青春期的反叛，那时候环境是压抑的，年轻人在寻找空间和机会表达自己。而现在整个社会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年轻人觉得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不需有更深刻的东西，做我自己就足够了。可是做自己带来的只是感官上的冲击，对社会的批判已经找不到方向。
未来
耳朵在等待能让人兴奋的声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独立乐队和摇滚乐的生存空间有了较大改善，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兴起Live House演出酒吧和大型商业音乐节，也给乐队带来了更多的展示机会，这时候乐队的数量、种类都比以前更多。
乐队的夏天到来了吗？对张有待来说，“乐队的夏天”是假象，现在还在冬天里，只有熬过这段时间。“所有做音乐的人都是一茬接一茬的，这一茬过去了，下一茬人也许能起来。每一茬人都是铺路石，如果前人没有铺好路，后人就无路可走。”想迎来真正的乐队的夏天，只能默默等待。“我的耳朵一直都在等待，等待听到能让我兴奋的声音。”
在张亚东看来，未来中国乐队的发展，还是得要出明星，外界怎么推广都不如这个领域来一个真正的明星更有效，“我期待中国乐队有新时代的崔健、唐朝、黑豹，只有这个影响力带来的效应是最直接的。”张亚东说，乐队不是没有市场，是没有人做到那个点。“只要做到，乐队别说夏天了，天堂都能有。”
不能指望一档综艺节目会对音乐发展起到多大的推动，张晓舟认为，真正推动乐队发展的就是消费，去听他们的音乐，不仅仅是免费下载，去买票看演出，去买唱片，“消费产生美”。张晓舟认为，“乐队的夏天”只是一个浪漫的修辞，一档比较成功的综艺节目，卖情怀，乃至“卖惨”（痛说组乐队的艰辛）只是娱乐消费的需要，实际上乐队在中国的数量，是上两个时代的千百倍。“乐队文化不是整体化一的文化产物，也远远不只是造星工业，它更是某种民主教育和多元文化发展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乐队的夏天’只是这个时代青年人整体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一个可以为主流大众接受的‘健康向上’的一面。但我们总不能说全民只知道崔健和魔岩三杰、唐朝黑豹，那个时代就是摇滚盛世，那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时代。但是，盛不盛世，和个体的创造未必有必然的联系，天才总会突破时代整体的特征，甚至造就时代。而天才当然是无所羁绊的，无视潮流的，不管春夏秋冬的。”
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编辑：张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