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蔡国强的“大年”，不仅因为他身担北京奥运会视觉特效总设计师的重任，为开幕式设计烟花，更因为2月起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首次个人回顾展“我愿意相信”。该展是美国艺术场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华人艺术家个展，更被《经济学人》杂志列为本年度10大事件之首。虽然没有即时引爆的作品，但火药仍是展览的焦点，因为蔡国强在20多个城市所进行的室内、户外爆破活动都被视频纪录了下来。1992年，德国，屏幕中的蔡国强坐在一片巨大的空地上，地面上精确地布置着圈状和线状的火药引信。他和地面之间安装一个传感装置，记录爆炸发生时地面震动的强度，同时用电极监测他的心跳。爆破后的心电图显示，爆炸一瞬间他的心跳平静，“几乎没有流一滴汗”。与人们对爆炸的恐惧相反，蔡国强微笑着说：“爆破前那一瞬间的宁静和空白，才是这门艺术的精华，那一秒通向宇宙、自然、社会、荣耀以及英雄主义。”

　　蔡国强的几个主要装置，则呈现于圆形建筑中的另外3 层楼和3 个附加展厅中。模拟汽车爆炸的《不合时宜：舞台一》（2004年），9辆插着闪烁灯管的雪佛莱轿车凌空悬挂在圆形建筑的中空地带，车身上崩出放射状金属线，构建出暴力的美与邪恶的双重性，更一语双关地讽刺象征西方的丑陋机械；《威尼斯——收租院》（1999年）曾获得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蔡国强请来10位原作者，到威尼斯现场制作1965年中国文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收租院》，此次重新制作的版本《纽约——收租院》，同样被认为探讨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艺术命运；作品《草船借箭》完成于1998年，一艘废弃的破船上插着3000支箭，船上飘荡着中国国旗，有人评价其为“反西方”和“民族主义”的呐喊，也有评论称其暗喻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对中国而言就是宝贵的箭，对中国很有利；而装置《随意的历史：河流》，则邀请观众登上筏子，蜿蜒地漂过一条由玻璃纤维、竹子和水组成的“河流”，河道上方的天花板则悬吊着好几件蔡国强过去的装置。放眼过去，其它的装置作品都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物，如针灸、万里长城、风水、“龙”，或者天与地、地球与外星人、火的起源、混沌、无神、黑洞等“天人”主题。

　　在西方评论家眼中，蔡国强的作品总是具有强烈的国别感，隐喻着东方价值观对西方的挑战。火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象征着传统文化中的辟邪消灾、喜庆祥和，而在现代文明社会，这又与极端残酷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大红大紫的9年岁月，蔡国强被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以《西方衰落，蔡国强活跃的一年》作为年终回顾的标题；到了美国，他又推出象征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系列，之后又借着“9·11”事件创作《晴天黑云》系列，让美国民众触目惊心。

　　《纽约客》的艺术评论家彼得·施杰尔达（PeterSchjeldahl）写道：“他的作品是双年展以及特大活动的常客，毫无疑问是集体式的狂欢，红火壮观又近乎于暴力的火药爆破如同游走在革命时代和恐怖主义之间的模糊区域。蔡国强的作品充斥着一股古怪扭曲的激情，正如他曾告诉我的那样，他的儿时愿望就是能独自一人在空旷无人的天安门广场放一次烟火，整个展览的观看过程，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个念头。”

　　蔡国强1995年来到纽约开创自己的工作室。去年11月在香港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中，其作品《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以7424.7万港元拍出，令50岁的他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其“身价”已直追西方当红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Eliasson）、里拉克里特·蒂拉瓦尼拉（RirkritTiravanija）以及许多老一辈著名艺术家。另外，他几乎垄断着所有重大城市重要赛事的开幕式表演，从东京到圣达菲。“这样的艺术家，不属于任何一个艺术世界，更像来自于一个没有固定观众的艺术表演马戏团，同时，他们也不为任何艺术评论界的争论买单。艺术批评家在他们来看，犹如街边的陌生人一样形同虚设。”施杰尔达就是被蔡国强“不屑一顾”的艺术评论家中的一员，他写道：“是全球化帮了他的忙，边界的瓦解给予他们锐气，冲到舞台的中央。”

　　尽管在美国待了13年，但蔡国强仍随身带着翻译，平静地同西方媒体讨论自己文革时代的生活。由于受到父亲的庇护，蔡国强在那个时代仍然读到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也看了《推销员之死》和《等待戈多》等西方现代名作。然而，“毛主席语录”仍然深深地烙印在蔡国强心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蔡国强将这些“语录”写进了展览手册，“任何打破规矩和法律的事物都应被歌颂”。蔡国强拒绝与媒体讨论自己的政治意图，他声称自己信仰道家学说，他对暴力的辩证态度更应该被理解为出于一种广义的哲学层面。展览的标题“我愿意相信”借自美剧《X档案》中的一句台词：“我愿相信，在这个宇宙中，有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而蔡国强相信的是什么？回答显然应该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

   （编辑：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