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导演:施纳贝尔

施纳贝尔作品

　　因《潜水钟与蝴蝶》而呼声很高的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Schnabel)虽然最终与奥斯卡擦肩而过，但他作为导演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对这位成名已久的“新表现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来说，绘画才是他真正认定的“终身职业”。对于复杂的、不停变化的形式和材料的探索，让他20年来始终站在当代艺术的潮头。

　　“朱利安终于没穿睡衣出来。”看到朱利安·施纳贝尔一袭黑色礼服，整洁隆重地出现在今年奥斯卡的红地毯上时，美国人甚至有些失望。因为在此之前，人们预测奖项之余，还热衷于猜测朱利安·施纳贝尔是否会穿睡衣出席典礼。

　　自1979年在纽约著名画廊MaryBoone的那场让他声名鹊起的个人画展起，到80年代中期，施纳贝尔已然成为“新表现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时至今日，他的作品被纽约、伦敦、巴黎和洛杉矶等地的各大美术馆收藏，俨然美国艺术界风头最劲的人物。

　　1996年，施纳贝尔成了导演，拍摄了讲述美国街头画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Basquiat)成名经历的影片《轻狂岁月》(Basquiat)，影片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2000年，施纳贝尔将古巴著名作家雷纳多·阿里纳斯(ReinaldoArenas)的人生历程拍成电影《夜幕降临前》(BeforeNightFalls)，该片不仅获得独立精神奖提名，还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授予评审团特别大奖。2007年，贝尔又根据前《ELLE》杂志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Jean-DominiqueBauby)的生平改编拍摄了《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theButterfly)，电影在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尽管屡次宣称“我是一个画家”，但这位爱穿睡衣的艺术家涉猎领域之广，还是让人惊讶不已。他是画家、雕塑家、导演、室内装潢师、家具设计师……他的充沛精力让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不已。就在他在法国拍摄《潜水钟与蝴蝶》的两年间，他还通过电话和网络的方式，“遥控”了远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公寓的装修。新装修好的公寓被命名为“帕拉佐·楚皮”，取自施纳贝尔西班牙裔妻子的昵称。这栋红色的公寓刚一修缮完毕，就成了纽约一大景观，经过的人都不禁驻足观看。

　　不仅如此，他还在多个国家办了个展，其中包括中国的上海和北京。

　　B=《外滩画报》

　　S=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

　　找到一个必须被讲述的故事，我才拍电影

　　B：你总说自己是一个画家，但是你却拍起了电影。电影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S：像你看到的那样，我在艺术的表达中非常多变。包括绘画、雕塑和电影。但是我总是很清楚地确信，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画家。我所有的艺术表达，都源于我是一个画家这样一个事实。

　　我开始做电影，是因为最初，有人有兴趣拍一部关于巴斯奎特的电影，于是他们找到我，让我提供一些意见，因为我跟巴斯奎特是好朋友。之后我发现，人们不知道，或者不能理解真实的巴斯奎特是怎样的，而我觉得，对一部电影来说，精确地表现出这个艺术家真实的模样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

　　无论如何，我都首先是一个画家。一有灵感我就画画，但是只有当我找到了一个必须被讲述的故事，并且我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时，我才拍电影。

　　B：你想在电影里表达什么?

　　S：我的电影都是有关生活的，关于真实的人和他们的死亡。《轻狂岁月》是关于一个艺术家短暂的一生;《夜幕降临前》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同时，透过这个人可以看到古巴革命的一些事情;在《潜水钟与蝴蝶》里，博比的疾病让他有机会能真正地去看这个世界。

　　B：你的画里，死亡是常见的主题，你的电影更是如此。

　　S：是的，这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生活中的一些时间点—比如我父亲的死，比如我一些好友的离世—都对我有影响。

　　B：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去拍《潜水钟与蝴蝶》?

　　S：朋友和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影响，但是选择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有一种欲望，一种想要去讲述生活中需要被讲述的故事的欲望。我想把这个故事带给更多的观众。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B：你在成名前开过出租车、当过厨师，很久之后，当有人问起你，你说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用再以做饭为生。

　　S：我的创作都是由生存和经验组成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带着这些东西，然后来解释自己的人生意义。我们中的有些人，满足于过生活，但还有些人，希望探求和解释这些意义，以及这些意义背后的故事。

　　B：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展览吗?对亲历那场展览的人来说，那是一次难以忘怀的体验。

　　S：每个艺术家都对第一次公开展览心存感激，当时是什么状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画被展出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随意创作自己喜欢的艺术，不用管别人怎么想，这种生活真是太奢侈了。

　　B：你的工作室兼住所现在简直就成了纽约一景。

　　S：我的家就像我的人生，摆着一些我在旅途中看到的或者捡来的东西。我喜欢将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新的环境。就像我的画，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B：有人说在施纳贝尔的人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有型的、了不起的(beautiful， stylish，andhuge)，你觉得这话说的怎么样?

　　S：这是谁说的?我不知道，美(beautiful)的定义人人都有，人人都不同，但我从来不关心Style。至于了不起，人生总是了不起的，而且必须这么来形容它。

　　我的画没法被某一种特定的风格定义

　　B：上世纪80年代，一股批判现代主义的热潮盛行，你恰恰在那个时期成名。你对现代主义艺术怎么看?

　　S：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我进入艺术世界的时候，现代主义还存在，而我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并作出回应，直到今天，我还在与之对话。

　　我的艺术不会因此被贴上标签，或者限制于此，我拥抱所有的艺术史，我持着的是一种世界观、全球观。所有的图像，所有的时间和所有过去的艺术标准，都是我对话的一部分。之所以到现在，仍有美术史学家和策展人、艺评人以及收藏家们仍在关注我的画，正是因为我持有这样的一种全球视角。从这个角度看，我在我的时代是领先的，并且，我的名声都来自于此。

　　我不会照着一种方式画画，我的艺术就在于那些复杂的、不停变化的形式和材料之中，所以我的画是没法被某一种特定的风格定义的。

　　B：你的“盘子绘画”一问世就被惊为天人，你是怎么开始做这种尝试的?怎么会想到用碎盘子?

　　S：我一开始用碎盘子是在70年代，当时我正为一些非传统的材料而着迷。我做过很多尝试，试下来，盘子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的画上常出现单词和短句，这些单词和短句的背后，有我自己的想法和一些轶事。但是对于想要理解画作的观众来说，这些词句无关紧要。这些词句和其他的一些元素一样，都将成为观众对整体环境、形式的体验。每幅画背后都有故事，地点、情绪、遇到的人等等，但是最后，对观众重要的只是看到这幅画，以及得到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B：你被称作“新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你怎么看“新表现主义”这个词?

　　S：我的作品没有“新表现”任何东西。只有那些不懂画的人，才会乱贴标签。人们喜欢分类，但这些作品并不向分类妥协，就像我说的，它们是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机会，让人们另眼看世界。

　　艺术家必须不停地求变

　　B：有人说你的成功与你能够利用媒体有很大的关系，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S：我因为做了那些碎盘子的绘画，在我事业的早期就出了名，很多人对这种早年成名持怀疑态度。我从来不会刻意逢迎什么人，我是我自己的主宰，而且我对此非常坚定。我对公众发表的任何意见，总是我个人信念的体现，而不是媒体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B：你喜欢怎样的绘画?你使用不同的材料在画中，是想表达怎样的感受?

　　S：在我的画里，使用一些不是绘画本有的材料是很重要的。我要的是那些材料与生俱来的特质，它们的纹理、颜色、表面等等。我喜欢看到它们被使用到不同的领域，我也喜欢在自己的画中将之变形。

　　这些材料怎么跟颜料配合，碎片应该怎样填补空间，这都是我喜欢研究的事情。看艺术史，看别的艺术家是怎么表现自己的艺术的，并与之对话—对非艺术材料的使用让我有了做一些新的、出人意料的尝试的自由。

　　B：你总是变幻风格，就不怕观众因为你变得太快，认不出你来，而最后忘记你吗?

　　S：我的工作是利用我人生中的各种经验，去探索新的交流方式。一个艺术家，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方程式”之后就停滞不前，直到死去，那他的艺术的结果也是一样的：死亡。任何一个追求艺术的人，他都会找到他想要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点。我们都会死，我们都会被遗忘，但如果我们能给某些人哪怕一分钟的“神迹”或者说“灵光乍现”，那也不虚此生。
 
    （实习编辑：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