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古老，神秘，历尽沧桑。她是所有热爱旅游的背包客们向往的圣地。但地处大漠的敦煌莫高窟，距北京直线距离有二千公里，对于一般北京人来说多少有些遥不可及。明天，“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北京人可以在家门口看敦煌。
此次展览，将展出9尊敦煌彩塑真品、10件文献真迹、10件敦煌花砖、10个精美复原洞窟、13尊敦煌彩塑复制品和120幅敦煌壁画临本。在历次北京展出的敦煌展中，规模可谓空前。
29件莫高窟真品
敦煌文物真品无疑是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其中敦煌彩塑真品9尊，主要发现于“千像塔”中。敦煌莫高窟造像以泥塑彩绘为主，少见石雕、木雕，而此次展出的一尊六臂观音像，却是木雕材质，非常罕见。
作为“敦煌学”产生的诱因，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成为了史学上的一个奇迹。此次展出了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10件，8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其中一份北宋年间手书的“酒账单”，原纸曾被割裂为两部分，前11行藏于敦煌研究院，后半截由日本青山庆示先生收藏，1997年由他捐赠给了敦煌研究院。
次外，展览还将展出敦煌花砖10件，其中包括著名的八瓣莲花砖。美术馆依照这些纹样铺设在展厅地面，以期唤起观众对敦煌的遥想。
现在，路过美术馆的人都会注意到，美术馆前搭起了脚手架。美术馆主体建筑在喷绘画的包裹下已初现莫高窟的气韵。为了尽量接近莫高窟的原状，使观众在美术馆中也能感受到大漠中莫高窟的苍凉与宏阔，几十年没变过样的美术馆正在为即将举行的敦煌艺术大展“化妆”。“这在美术馆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对记者说。
段文杰复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
三个洞窟首次亮相
据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介绍，展览中复原的莫高窟第45窟、第220窟和榆林窟第29窟都是首次在京公开亮相。
其中，莫高窟第220窟是保存最完好的初唐石窟。洞窟左壁是根据《佛说阿弥陀经》画成的西方极乐世界图，碧波荡漾的七宝池水平台上，阿弥陀佛端坐莲台。中部的舞乐场面，乐工奏乐，歌伎起舞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唐景象。
与其它洞窟不同，220窟中的壁画颜色艳丽如初。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娄婕告诉记者，据说这个洞窟是1943年造访敦煌的大画家张大千从宋绘千佛壁画中“剥”出来的。220窟表层原本绘有宋代千佛图，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壁画已经斑驳脱落，看不出模样。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发现壁画后面竟然还隐藏着另一幅历史和艺术价值都更高的唐代壁画。于是，他剥去了宋代壁画。由于长年“不见天日”，这幅壁画色彩保存得非常鲜艳。与人们通常见到的黑脸孔的敦煌佛像不同，这幅壁画中的佛像肌肤雪白。
另外首展的两个洞窟也各具特点:45窟是盛唐时期的代表窟之一，彩塑非常完整，窟正壁龛内塑佛、弟子、菩萨、天王七身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洞窟中那些极像真品的彩塑造像竟然都是玻璃钢所制。29窟则是榆林窟西夏意味最浓郁的一窟，此窟近期才刚刚复制完成。侯黎明介绍说:“这次复原全部使用了天然矿物质颜料，完全模仿古人作画的方式。比如画上的绿色我们原以为是石绿，后来经过鉴定才知道是西夏人用生锈铜条剥取的铜绿。”
复制品也是艺术精品
此次展出的展品虽然大部分是复制品，但置身其中足以感受到真品的震撼效果。要想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工作人员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据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介绍，洞窟复原工作十分复杂，复原一个完整的洞窟要4年时间。“没有数码相机之前，先要把壁画拍成照片打在幻灯上，再在幕布上勾出轮廓，之后再进入洞窟对照修改，用毛笔勾出白描稿，再在过稿台上复制，然后才能最终上色……现在工具先进了，很多工作可以在室内完成，人在洞里时间越短对文物的损坏越轻。”
侯黎明说:“所谓创作临本，就是治疗古画的‘病症’。”由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创作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最大限度地复原了原作。画面中供养人都督夫人及一干仕女，身着唐代时装，古韵丰满。画面充分再现了唐代画风的精髓，成为研究唐代艺术的经典标本。“而原作现在已经斑驳不清，看不出模样了。”
展览中，很多复制作品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一些美术大师完成的，有些作品已经超过了50年。侯黎明说:“临摹、复制品超过50年就是文物了。”由于搬运对展品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损，“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大规模的展览了。”此次“敦煌”轰轰烈烈的千里进京很可能成为绝唱。
常书鸿复原的《幻城喻品》
莫高窟里临画人
明天，“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敦煌方面共派来40多位工作人员，他们的总负责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布展、调配人员，甚至购买材料都要侯黎明亲自协调。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这位一心作画的艺术家显然有些吃不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一脸倦容。但谈到敦煌保护和壁画临摹时，侯黎明来了兴致。
“最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研究和保护的人是常书鸿。”1935年，在巴黎塞纳河畔散步时，常书鸿无意间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套《敦煌图录》。看着《图录》中精美的敦煌壁画，常书鸿惊呆了。后来，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我这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的人，面对祖国如此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惭愧之极！”于是这位已经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放弃了优裕生活，举家回国。1942年常书鸿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辗转来到敦煌。这时，摆在他面前的却不是那个在巴黎与他邂逅的敦煌，而是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失望之余，他感到保护敦煌的责任更大了。
对敦煌的真正保护和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又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娄婕此时来到了敦煌。“敦煌的水是苦的，刚来的时候我得冲茶才能喝下去。水里含碱量高，洗出来的衣服都带着白斑……”地处大西北戈壁滩上的莫高窟，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而对此，已经在敦煌工作二十多年的娄婕只是淡然一笑。“画画的人都是‘自投罗网’。”侯黎明这样对记者说。“搞美术的人眼中，这都不是什么艰苦的事。”
来到莫高窟后，侯黎明和娄婕的工作是在洞窟中临摹壁画。侯黎明至今记得，当时的院长段文杰对他说:“到敦煌首先要吃好、住好，画画的事慢慢来，十年以后才能上手。”“十年！”段院长的话把侯黎明吓了一跳。果然像老院长所说的那样，十年以后侯黎明才渐渐“画进去了”。一个人在洞窟中临摹壁画，从白天画到夜晚。侯黎明仿佛体会到古人作画时的心境，平和、专注、虔诚。通过岩壁上的图案他仿佛回到了千年以前，仿佛他便是当年那个怀着诚敬之心描摹佛国世界的画师。他记得一位来访的日本画家，看到他们在莫高窟中临摹壁画时说:“你们太幸福了，可以跟一千年以前的古人对话。”的确，此中的乐趣恐怕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
而转眼间，他们已经在敦煌临摹了二十几年壁画。娄婕说，在此期间，她也曾在东京、上海等很多大城市停留过，但她觉得那些都市的繁华与她无干，她只属于敦煌。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