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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6幅名为“他们”的中国“80后”艺术家大型绘画作品，以集体形象赫然出现在德国柏林地铁站内。不料却因其中对性和暴力的过多影射，遭遇了柏林市民的投诉，展览中途夭折。“中国当代青年到底在想什么？”的问题被随即引爆，一发不可收拾。
今年5月，上海美术馆策划推出大型展览——“果冻时代”，60位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以异常鲜亮的形象集体现身；近日，广东美术馆推出馆庆十周年大展——“向前！向前！向前！”第二届广东新青年展，近800位广东青年艺术家提交了自己的新作。在这些展览中，中国“80后”艺术以近乎“清一色”的绚烂笔调、拒绝沉重的游戏化表达亮相后，旋即被评论家斥为是“垮掉的一代”。
崛起：“卡通一代”的魔咒
2007美国大片《变形金刚》在广州热映后不久，9月，在“第二届广东新青年展”开幕式上，一幅由明艳色调、恍惚色块拼接而成的强悍机器人形象被当成“擎天柱”，吸引了众多观众的驻足围观。
这幅画随后被媒体错报为《变形金刚》，它的制造者——华南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在校大学生周才敏日前告诉记者，作品真名其实是《玩具时代NO.1》，画中的机器人不是美国的“变形金刚”，而是日本的动漫机动战士——高达。由于周才敏在画中故意将高达战士原本的一对双翼“隐去”，将背景虚化，导致许多观众将高达误认作是它的机器人近亲——“擎天柱”。对此，周才敏有自己的解释，“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解构、反讽‘卡通一代’的无知浅薄”。
“卡通一代”最早提出于15年前商业化最为发达的广州。1992年，以广州美院老师黄一瀚为首的广州青年艺术家最先对都市大众消费文化、电玩文化、新人类文化、卡通动漫文化做出回应和接纳，提出“卡通一代”概念，旗帜鲜明地推崇商业化社会中新新人类的生活和表现方式。而在此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刚刚诞生了一批“60后”出生的国际明星——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为了与前辈当代艺术F4“决裂”，“卡通一代”所标榜的是“浅薄的健康、内在的威胁、变异的美丽、潜在的反叛”艺术思维，一时间成为“70后”、“80后”新生代艺术家最响亮的口号。此后数十年间，“卡通一代”应者如云，“新卡通一代”接连酿生，目前成长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容小觑的一支新生势力。
曾经主持过“逍遥游”、“超级英雄”等多个新青年艺术展的策展人胡斌，此次在广东美术馆的诺大展厅里频频蹙眉，“很难想象的是，几乎八九成的参展青年艺术家都难以排除‘卡通一代’的嫌疑”。胡斌说，就如许多“80后”年轻人身上存在的矛盾体一样，“80后”艺术家希望特立独行，试图颠覆“卡通一代”，却始终无法跳脱“卡通一代”的表达图式。“虚拟的、魔幻的、戏谑的、非一目了然的表达方式——统统这些‘卡通一代’的特征，几乎充溢了目前几乎所有的“80后”青年艺术展。”
正如在展览中周才敏所遭遇的误读：周才敏本身反对“卡通一代”，认为作品《玩具时代No.1》是对“变形金刚”所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然而，在众多观众和评论家眼中，周才敏所代表的就是“卡通一代”——作者所谓的批判充满“粉脂气”，模糊无力、掷地无声。
当以政治领导人、天安门、红卫兵形象为代表的上辈中国当代艺术家借以“发家”的政治波普图式，被“80后”当代艺术青年抛弃，转为风行一种大眼睛Q表情、类似动漫游戏画面的绚烂图式、游戏式表达后。著名艺术评论家尹吉男一语中的地指出：随着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商业化加重，中国当代艺术正经历一场巨变。
棒喝：“果冻时代”与人文危机
“果冻时代，奶油精神，我们是糖，甜到哀伤”，当这种新人类生活理念裹挟而来，被“80后”一代所公开标榜之际，评论界的诟病、棒喝接踵而至。
2007年5月，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经过1年多酝酿，推出大型“80后”艺术展——“果冻时代”。张晴说，“果冻”是专家们从300多个候选题目中挑出的寓意与“80后”“卡通一代”倾向最接近的一个词，“1985年第一条果冻生产线被引入中国，与198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共同发育成长”。张晴以“果冻人”来指对“80后”为主体的年轻人，他们“叫嚣着最原初的人性，如同剥去外壳的果冻闪闪动人，却因为生活机理的变异而形成了婴儿化的青春。”
张晴说：“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纯粹而贫瘠、自由又孤寂、开放又自我。80前后这代人是身体进入了青春期，却在心理上抵制进入青春，无论是打扮、交友还是艺术创作都如此。”于是，“果冻时代”展览中的作品大肆彰显唯美、时髦、性感，间或夹杂着对成长记忆、青春期回想的一些小情调、小忧伤，大眼睛美眉、五颜六色的染头、类似电脑玄幻游戏中的画面构图，一股“玄幻风”在青年艺术中走俏、风靡。
而就在此时，文艺批评家陶东风正以“装神弄鬼”来指斥《诛仙》所代表的“玄幻文学”，“80后”热捧的玄幻读物被陶东风斥责为“想象力的畸形发展和严重误导”。
2004年，广州美院教授李公明与胡斌策划了几次以“新宣传画”为名的活动，一次是以“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主题号召人们进行创作，召集青年艺术家以现实中的非正义、不公平的现象为批判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不仁。2007年春节前，两人再度发起“新宣传画之公益贺年卡”活动，试图结合中国这一传统节日，传达与过年有关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而这两次活动，事后却成为胡斌心底的一道伤疤：“在联络青年创作者时，我们遭遇了困难，一方面是源于青年艺术家对此种表达方式较为陌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话题不太感兴趣。最后有人干脆说，‘新宣传画活动’彻底沦为一次知识分子情结的失败发作”。
为何当下的艺术青年丧失这种知识分子情结？“第二届广东新青年展”策展人之一、批评家孙晓枫指出，“80后”的成长体验中对于政治、集体的记忆不够，他们的成长记忆其实就是独生一代和变形金刚。“随着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的席卷，新一代对精英文化(指个人面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心)的信仰、崇拜和追随被迅速瓦解，他们内心滋生的是对个体生存更为强烈的虚无情绪。”
批评家黄专一针见血地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所谓“经济人时代”，其文化后果就是：大众文化全面取代精英文化，人文主义全面退潮，八面玲珑的策划人代替了沉默思想的批评家，当代艺术的创作被市场牵着走，几乎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品质和语话能力。
对比之下，胡斌的观点更为悲观，他认为，伴随着消费主义对社会文化生活的侵蚀，中国当代艺术通过反复低层次的复制、市场上的包装炒作泡沫，从本质上与“超级女声”一同构成了娱乐致死时代中大众文化狂欢的一个戏码。“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文承担，当代艺术已经开始出现某种倒退。” [NextPage]
追问：“垮掉的一代”如何成长？
今年7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络周刊发表文章《中国的“我世代”》(China´s Me Generation)，文中用“Me Generation”一词来形容中国目前处于20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描述中国青年“谈论名牌服饰，谈论明星，谈论好莱坞，谈论出国度假。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崇尚个人主义，却对民主政治毫不关心”。此文一发，诸多艺术评论家迅速将中国“80后”青年艺术与之“对号入座”。
当1967年出生的当代艺术家王兵将东北重工业基地的衰变记录在摄像机中，纪录片《铁西区》在国际影展满载而归时；当“70后”当代雕塑家张建华，交出《矿难！矿难！》的雕塑群像，被誉为是“一件真实得令人不安的作品”时；中国的“80后”艺术青年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表达和反映，几乎还处于一片“失语”状态。
对此，一些艺术批评家忧心地提出：与“60后”艺术家的政治波普、伤痕不同，与“70后”艺术家的乡土情怀、集体记忆不同，“80后”艺术青年成长于商业化兴起的中国当代20年间，他们看见的只是“游戏”、“网络”和“爱情”，不再关注宏大叙事、政治表达，不再讲求艺术的使命感、责任心。与对中国“80后”作家的批驳如出一辙，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文化思潮运动所用的词汇——“垮掉的一代”，被再度挪用于描述“卡通一代”的问题。
胡斌颇为细心地搜罗“第二届广东新青年展”中“会思考的芦苇”，他发觉从细微处仍然能见“80后”一代对社会生活特有的思考，张湘溪的装置作品《为了忘却的》正是其中代表。《为了忘却的》是一个装置艺术，主体是一台报废的电视机空壳，作者在其中别出心裁地布置出“迷你”起居室，里边所有的装修、家具、日常用品一应俱全、形象逼真，而“迷你”桌子上一部火柴盒大小的电视常年放映着大红特红的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这个作品以典型的出租屋压缩模型，重现了都市人的一种寄生生活状态，尽管表达、批判的方式与前辈当代艺术相比要温和、隐讳许多，但也不失为一种反思方式。”
而面对诸多比比皆是的指责，众多“80后”艺术创作者却不以为然。“第二届广东新青年展”参展人之一、广州美院大四学生蔡远和颇为愤懑地说：“‘80后’成长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趋多元，政治本身在生活中就与常人关联不大。我们又为何非要去搬弄深沉、玩弄沧桑呢？”
策展人孙晓枫也对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一笑置之”。“每一代艺术家创作的种子都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埋下的，‘80后’艺术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底片’，从中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青年人身上发生了什么，青年人又如何作出反应。”
孙晓枫认为，中国“80后”艺术目前遭遇的窘境，与当年王朔的痞子文学出道时被王蒙痛驳的情形十分雷同。“每一代艺术家都要在前人基础上刨坑，这代人必须经历更多的成长，随着他们阅历丰满、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必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这个坑重新填满。”孙晓枫强调说，这个坑起初刨得越大，日后埋下的文化根基就会越深，由此沉淀的文化也才会越健康，而“卡通一代”的登台还只是中国“80后”艺术刨坑的一个开头。
“80后”文学艺术应当反思
陶东风，学者、文艺批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对于大众文化、“80后”文化趣味有相当研究。
游戏时代养成的文化趣味
记者：各种以“80后”为主角的艺术大展中，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甚至游戏机都不约而同地进入其中，许多作品尽力回避深度和沉重，体现一种“游戏”的愉悦。您对这种现象如何解读？
陶东风：我觉得，“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崇尚个人主义，却对民主政治毫不关心”是“80后”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准确概括。
“80后”是玩网络游戏长大的一代。绝大多数“80后”一代真正懂事的时期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而90年代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就是全民的政治冷漠，大家对于社会的道德沦丧、价值世界的真空和颠倒习以为常。一方面，他们没有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强烈欲望和信念；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游戏等手段打发自己的无聊世间，发泄自己的剩余精力。
因此，“80后”的艺术不会指向现实批判，而只能指向虚拟的游戏世界。这就难怪，“80后”后的文学和艺术无论如何具有创造力，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缺血苍白的技术世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道德的真空中玩弄高科技游戏。我认为，不理解电脑游戏在“80后”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就不能理解“80后”的文化趣味和艺术风格。
消费主义下“架空的一代”
记者：就像美国小说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所讲述的“垮掉的一代”，批评家指出，“80后”青年艺术缺乏对社会、对历史、对未来的深刻反思，也沦为“垮掉的一代”。您对此又怎样的判断？
陶东风：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不能一味地责怪“80后”本身。这其中就涉及了教育等复杂的背景问题。为什么“80后”成为“书包沉甸甸，心灵轻飘飘”的一代？是不是常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在为他们背上沉重的作业负担的同时，也错误地为他们卸掉了应该背负的公民责任和义务？
他们生活、成长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消费主义的结局就是，用经济和消费的自由来取代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以及精神上的自由发展。艺术中的“卡通一代”倾向显然是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产物。正如政治哲学家哈维尔对于消费主义的分析：“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指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个人的物质生活)。今天的年轻人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物质里找到安息……
由于“80后”成长于一种消费主义背景下，加上教育、时代背景的问题，他们不懂历史，也不关注未来，只生活和沉浸在当下“游戏”式的语境中，没有社会责任，成为“架空”的一代。“80后”艺术中的“卡通一代”正是这样的一个说明。“80后”文学艺术的一个问题就是抗拒与前辈沟通，也不愿思考未来。对于一些沉重的话题，他们又处处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意识，就如郭敬明的粉丝对于批判郭敬明抄袭的人，在网络上谩骂、群起攻之一样，“80后”应该开始反思了。
“80后”需要“五四精神”
记者：“第二届广东新青年艺术展”提出“新青年”要向前的口号。人们开始将之与“五四”《新青年》进行回望和联系。您认为“80后”文学艺术中，是否有深刻的反思或批判？
陶东风：由于教育和成长背景的问题，“80后”不问历史，也不关注未来。所谓的“80后”批判精神表现为一种“大话精神”。艺术中就是“大话文艺”、“无厘头文艺”、“搞笑艺术”表现了一种极度的、同时也是无奈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
“80后”的“大话精神”看似所向披靡，无所畏惧，对于文学的权威、传统文化的权威、宗教的权威都可以冒犯。好比说，眼下对于教育的权威，包括教科书、教师以及教育制度，成为是“80后”“大话一代”模仿和颠覆的主要对象。但是与痞子文学、玩世文学相似，“大话一代”一方面没有经历过文革，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他们而言也非常陌生。消费主义成长背景下，导致了他们的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大话一代”所代表的戏谑和调侃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破坏力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我认为，“五四”《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大约一个世纪前提出的课题，至今的“80后”青年一代仍远未完成。“五四”运动所构建的现代性仍不能终结，“‘五四’精神”强调的把个人解放与社会自由解放相结合的精神和思想高度，仍令目前沉浸在个人境遇里的“80后”们所无法企及。“80后”文学艺术需要反思，需要与前辈对话，需要学习历史，放眼未来。
(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