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时节，本应是鸟语花香春风沉醉，但此时全球肺炎疫情肆虐，无论在室外或是室内，人们都戴上口罩，更无心享受这迷人的春光。对于艺术家而言，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流年。在张恩利位于松江的崭新工作室内，我们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致意，展开了这次特别的访谈。
N：肺炎疫情几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和感受？
Z：对于我而言，如果不工作的话，将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新工作室是去年12月底刚刚搬过来的，搬来后我很着急，想马上将身心都进入到这个空间里。因为搬工作室很难的一点，就是艺术家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调整。比如从家里到工作室的路途不一样，心境也不一样。所有的适应期，都是由疫情这段时间来渡过的，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由于疫情，开幕也没有了，聚会也没有了，饭局也没有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得如此简单。突然发现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而且还充分。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把它打断了，如果有开幕或饭局，那这一天就没办法工作了。所以特殊时期有特殊时期不一样的结果。
“张恩利个展”展览现场 Hauser & Wirth画廊 2020 苏黎世 (摄影: Stefan Altenburger Photography Zurich )
N：疫情是否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
Z：没有影响，这段时间画了几张作品。时间很充分，因为不急，也不是为了赶什么东西。还有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基本上已经适应了这个新工作室。
实际上改变工作室，从小的来讲，会造成个人生活、个人工作方式的变化;从大的来讲，这种新的工作环境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就像你从上海转移到其他的城市，也会有这种感受。只能尽量把这种变化减小，但是你也不能无视这种变换，有的时候需要顺其自然。我觉得艺术家不受外界过多的影响，这样比较好。
N：那你的工作状态如何？
Z：疫情对社会正常的节奏打乱了，但对于艺术家个体来说，它恰恰相反，好像有时间多出来了。这个时间是非常完整的、个人的。就像时空错乱了一样，让人们突然回到了艺术生态很不发达的状态。就像是2000年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没人逼着你画，艺术家整天在喝茶、聊天，一聊一、两天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人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我觉得人没有办法去抱怨什么，一切都得去面对，尽快的去体验这种不同所带来的新工作方式。
N：在疫情肆虐之下，国内外许多大型展览、项目都推迟或搁浅，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无疑是雪上加霜，艺术需要重启，或许危与机并存。
Z：生态和机会可不一样，不能把这种生态变为一种机会，这样的话所有的项目会变得非常临时，它将不再是一个长远的事情。恰恰相反，艺术生态是需要长远发展的，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藏家、艺术家、企业家互相充分的交流。同样，运作艺术空间也是非常需要一个长久的计划。疫情的打断，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从长远看总体影响并不大。但是可能会对于市场经济，对于藏家的信心产生很多的改变。所以，短期可能对于市场，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影响并不大，艺术家还是照常工作吧。
张恩利《目的地-7》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N：您去年工作十分的忙碌，美术馆、画廊、艺术机构各种类型的展览不少，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的“鸟笼”，和在上海K11的展览，还有在比利时的顶尖画廊霍夫肯(XavierHufkens)的个展，能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展览么？
Z：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艺术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从工作量上来讲肯定就是需要做非常大量准备。不同国家的展览有不同的作品，也有不同的计划，空间上就需要以不同主题的作品来呈现，比如在比利时主要是以新的绘画作为呈现。世界非常大，在不同城市做展览，需要连续地多做几个展览，需要慢慢累积。慢慢地让大家来熟悉你，了解你。需要通过很多的展览，让别人看到各方面不同的东西，不断看到你的进程、思考以及新的作品。同时还需要不断结交新的藏家，艺术界各方面的新人。这是一种生活，跟时间一起滚动的关系。所以并不是像前人一样，一辈子在一个城市只做一个展览，大家就能熟悉你。当下社会变化非常快，你只做一、两次展览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不停地、持续地去发声音，持续地去做作品……这些东西会经常逼迫我去做非常多的工作。我想，目前在国际上活跃的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因为好的展览，好的空间，机会并不是那么多，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努力把事情做好，忙一点没关系。还有，有的时候作品的质量与准备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直接关系。比如说，你用十年准备一个展览，和你一年做一个展览。它们是一样的，并不是你准备的时间越长，你的作品的质量越好。有些艺术家觉得自己一年就画一张作品就行了，但我觉得更多的艺术家一年可以完成几十张作品。世界上活跃的艺术家，作品量都很大。比如安东尼·葛姆雷，他一年有好多展。还有保罗·麦卡锡、翠西·艾敏等，他们每年完成的作品都不少。因为美术馆的空间那么大，现在的大画廊的空间也跟美术馆的空间几乎一样。所以说这种快节奏的推进，实际上也是刺激了艺术家更加努力去创作。
这个时代的进程，比以前更快，各方面都在变化。艺术家的活跃度，在20年前来讲，是20年或者30年为一个周期，而现在，我们以10年，甚至时间更短，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所造就的变化。
张恩利《小女孩》170x150cm 布面油画 2018
N：高密度的展览工作不仅是体能的考验，对于创新思想也是考验。
Z：有好的空间给你这样的机会，你必须要努力，把这个项目最大化。努力做到最好，最满意的效果，要不然就是对资源、人力、物力、机会等等的浪费。好的项目不是为了卖一件作品，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一种观念。
N：同时与几家画廊合作，它们之间会有冲突么？
Z：与霍夫肯画廊合作是从今年开始的，与之前合作的画廊没有冲突。艺术家往往需要1-2个画廊作为补充，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我跟香格纳画廊有很多年的合作，与豪森沃斯画廊大概也十几年的合作。首先，霍夫肯画廊十分的优秀，他们有一部分艺术家跟豪森沃斯有重叠。实际上这两家画廊老板，在审美趣味或者观点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西方多一个合作伙伴，因为这样又多了一个舞台。每个画廊会代理很多艺术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够有机会去展示自己。这需要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与国外优秀的画廊合作，实际上就是尽量让中国之外的更多人知道我。
N：这几个展览都是以个展的形式。
Z：我更愿意以一个人面目出现，以个展的方式在不同的空间做展览。有的时候甚至是除了名字之外，我希望作品可以变得更加模糊。因为我觉得文化它是一种非常内敛的形式，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具有精髓的东西。它是内在的，不事张扬的，不概念的。只是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得非常概念，更加符号化了。实际上，我们丢失了传统中最精华的文脉，走向了一种表面化、程式化、符号化的形态，以一种猎奇的方式去告诉别人。我认为中国文化不单单是这样的，古人常讲，当你面对一个处境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心境来表达，以一种相反的格调来阐述内心的不平。而不是直接、简单地表达一个事件，或是一种生活。
N：从早期的人物，到后来的日常物品、空间绘画，现实与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关系？
Z：现实是根源。我早年是非常关注现实，当时我习惯的就是这个现实。人对生活和现实非常矛盾，那是非常天然的一种存在，不是观念。
N：除了题材的改变，您的体验又有哪些变化？
Z：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当然有些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讲，几十年当中，真就是只能关注一个点，但是作品可以很多样，因为每个艺术家都会经历几十年的漫长的路。很难说在你18岁、20岁形成的价值观，到50岁依然坚定。可能再过50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双重作用，人和社会始终处于在一个对话的关系当中。
“张恩利个展”展览现场 Xavier Hufkens画廊 2019 (摄影 Allard Bovenberg)
N ：无论是你的抽象作品或具象作品，绘画语言上似乎有一条隐秘的线索，或者说您似乎一直在坚持着什么？
Z：比如说这张画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农场主》，这感性并不是来自于纯粹的涂鸦，我希望这种笔触，有很多力量在里面。最新的作品都有具象的名字。
我对线、用笔的感受来源于传统，来源于写字，来源于对于平面的均衡。我们从古代壁画里面那些线条，经过多年以后，那些线条锋芒都没有了，跟周围墙面的颜色混在一起。它非常的有力量，把艺术家的个人习性，通过时间打磨掉，这一点一直启发我。我新的作品好像是随便乱涂，实际上一直受这些启发，因为当你发现这个东西之后，痕迹跟画就不一样，痕迹对我来说像老师一样，各种痕迹、各种颜色、各种无序的东西，但它在一个框架里面还是有迹可循的。
绘画没必要特别去强调绘画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手工的，包含了人的情绪。可能由于今天高兴了，线画得快了，明天可能又随便画了一笔。但我希望让这些东西都自由的存在着。人用身体去触摸时间，去触摸周围的一切，然后把这个东西反应到一个平面上去。人就像是个载体，周围所有的东西，包括跟人的谈话，身边所见的，都会触动我，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笼统来说，我比较强调触动这一点，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并不强调这一点，更多的是依赖于一种方法，依赖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语言。
张恩利《目的地-3》140x140cm 纸上水彩 2019
N：能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么？
Z：一开始接触艺术，我学的是广告设计专业，到上海之后教书也是教设计。教了很多年，利用业余时间画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去开广告公司也是有可能的。一个人走的路由很多外部推力，偶发的事情，偶发的计划，可能你那一天碰巧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绘画对于我是梦想，从小就梦想当画家。因为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学画画的没有想当设计师的，就想当画家。那个时候心有不甘，没有办法，才读了设计学院。但后来想想，也觉得挺好，设计学院没有教你画画的套路，也许这个套路进去以后自己也出不来了。像60年代学绘画的，都很难改掉在学院中所认识到的那些方法，这非常难。
N：大家都知道，你特别喜爱车。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Z：我们对汽车接触非常短暂，在90年代，只看到夏利、桑塔纳。那个时候只知道桑塔纳2000型是好车。后来有条件了，才慢慢接触车，才知道汽车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跟人的生活，人的思想都有关系。包括今天电动汽车的未来趋势，也是跟所有人的价值观，跟社会的趋势密不可分。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马车、驴车，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在西方的工业文明影响下，像莱热、毕加索可能从小就接触车。所以对他们来讲，绘画中有很多工业的痕迹在里面，但对于当时我们来讲，对这方面缺少认识。我们不能单纯的去模仿他们的画，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来源，是从他们所接触到的社会里面，所提炼出来的。包括车、时尚、品牌，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条件，尽量去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你对某些东西的理解的一个点，它们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时代，它会产生某种类型、某种特质的艺术家，这是必然的。比如钢铁时代，看到那些强硬的金属线条，对于冰冷的力量的一种炫目的表达。所以这些会让极简艺术家兴奋，影响发展到后来的极简艺术。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笔墨、人文、仕女画，但这些与当代生活比较遥远。我一直在努力去体悟，能够获得新的资源，比如车的设计。了解更多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对于人，对于社会的改变。艺术家的创作跟社会的进程进展，城市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灵感来源于这些东西。
我觉得好的设计，好的产品，好的食物，这些都是跟艺术有关的。它给你另外一种沉淀，对于时间的一种认识。对一款酒由于不同的年份，产生了不同的口味，这些东西多多少少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文革时期的一张桌子，但它又有阿戴克样式的桌脚，桌面又是一种非常简陋的三合板。所以任何一个文化它都不是孤立的。我希望这些东西，每个人从这当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它是一个人完整的体验的重要一部分。比如说一个人二十年就穿黑色的衣服，他可能觉得黑色是最适合他的。实际上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会让你有不同的认识。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