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海报
“一个节目让数以亿级的观众来看文物，这改变了我们很多过去的思路。”近日，在一个研讨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谈及《国家宝藏》时表示。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到综艺《国家宝藏》，近两年，文博类节目迎来大爆发，不仅将“博物馆热”从线上带到了线下，还带来了观众观念的转变，博物馆经营以及对媒体传播态度的转变。
从鉴宝“发财梦”到探究文物背后的故事
博物馆和电视的联手由来已久。2002年，《文物保护法》对民间收藏做出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收藏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随即，2003年，民间藏品就进入了电视荧屏，大批鉴宝节目先后涌现，并掀起一股“收藏热”。
十几年来，鉴宝节目也从盛行一时到备受争议，文物的经济价值逐渐成为节目的焦点。“每个人拿着东西到电视台来，几乎做的都是发财的梦。”《国家宝藏》主持人张国立表示，现在的文博类节目，基本扫除了个人的发财梦，走向一种新的模式。
“博物馆展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物，重点应该放在见证物上，而不是重要性、贵重上。”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表示。
《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匠人师傅，《如果国宝会说话》用文物讲述中华文明。而在《国家宝藏》中，这种观念的转变始终贯穿其中，从藏品的选择到藏品的呈现和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一直是主角。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认为，这种传播有助于全民树立一种正确的文物观念，从这个宝贝值多少钱，到问文物背后有什么故事。
《国家宝藏》的热播给博物馆带来了大批观众，九大博物馆的观众人数皆有所增长，游览模式也从匆匆而过到驻足停留。龚良称，今年春节期间，南京博物馆的观众人数达到了11.7万人，观众的逗留时间则达到了3小时45分。
“长期以来，人们进来故宫都是看看皇帝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结婚之类，就走出去了。”单霁翔表示，而现在，很多观众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抱着听故事的目的来的。
文物解读从专家走向大众
观众观念的转变也给博物馆的工作带来了启发，单霁翔坦言，博物馆一直都重视数据，比如有多少观众，展出了多少文物等。但他认为，在今天，不仅要看有多少观众，还要关心他们进来都看到了什么。
在文物讲解上也要有所变化，单霁翔表示，以前，讲解员在介绍文物时都会说，这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珍贵文物，对于其珍贵在哪儿，有什么故事，对于现实生活有什么启迪则很少谈及。
“要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走向质量提升就是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单霁翔表示，以前很少人看展览，现在80%的人都是看展览的，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进步，这进步来源于我们自身的变化”。
文博类节目涌现后，很多国宝也开始进入大众讨论范围，一跃成为“明星”。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健毛就将《国家宝藏》称为是一个“翻译器”，它让文物实现了由专家到大众的语境转变。
浙江博物馆副馆长蔡琴表示，这种转变也给她带来了一些思考，“之前，对文物的解读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人的学术权利，现在，每个人都能发表他的看法”。
在文物面前，每个人都很渺小，都责任重大。蔡琴称，以前，他们对博物馆的藏品研究是科研，“是自己搞懂”，而现在则要科普。
“除了藏品的本体和延伸之外，还要研究它的传播载体。”蔡琴表示，在国外的博物馆学中，有活动策划和传播手段的研究，而在国内则没有，她认为，应该从这方面打造专门的队伍和学科。
近600岁的故宫从厚重到“萌”
从文创产品热销到《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受追捧，近600岁的故宫在“萌”和“厚重”之间转换，成为互联网时代最特别的“网红”之一。
可就在几年前，故宫还面临着重重“危机”，长期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单霁翔认为，这种改变来源于新媒体。
“怎么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就是通过人们欢迎的、影响力大的节目。”单霁翔坦言，过去故宫的做法是不需要宣传，毕竟“不宣传来的人还那么多”，对于媒体也多是婉拒。婉拒了这么多年，单霁翔不禁问：“难道你只是关注量，你就没有影响力吗？”
“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靠媒体的传播力量。”单霁翔坦言，这反过来也会帮助他们认识到问题，然后进行一系列改变。
“博物馆对公众呈现的形式就是不鼓励博物馆里用更多的复制品，也不鼓励博物馆里有很多评价性的语言，但是综艺节目参与进来，往往是评价性的，想象性的更多一些。”龚良表示，一开始录《国家宝藏》时还有很多疑虑，现在看来，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以前我们就是做展览，请大家来看，但是光看展览这样的传播其实是不够的。”龚良直言，要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传播，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
不过，龚良也表示，即使是电视节目，也要坚持内容的正确表达，“如果不能正确地解读，正确地表达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宁可不做”。
（编辑：李思）
